上世纪初，中华大地斗争不断，国家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连续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黎明大众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在偏远落后的山区，生活继续依靠传统耕作来勉强维持。

故事发生在一座连名字都没有的大山的深处，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连年的天灾人祸而变得更苦，因为本来就已经很苦了。要说变化那还是有的，男人们头上的辫子不见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因为对他们而言，光头远比大辫子容易打理。况且他们一直也没有很在意这种发型制度，官员老爷们不会跋山涉水来这里给他们“剃头”。

大山南面有一个村子，叫石梁村，村西头有一家杂货铺，老板叫范大昌，大家背地里都叫他范瘸子。因为他早年是一位挑着挑子走南闯北的货郎，翻山越岭时不小心摔折了脚，穷乡僻壤耽误了医治，落下了走路跛脚的毛病。但他仍是闲不住，用多年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头毛驴，每一两个月便走出大山，去镇子上驮回两筐货物。没人知道他店里究竟有多少东西，总之，石梁村以及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人要买的东西他这都能拿得出来。即使没有，只要你能拿出合适的钱，他下次从镇子里也一定能给你带回来。

这天傍晚，范大昌吃过晚饭坐在门旁大树下石头上抽着烟。今天去了趟镇里，来回的山路可把他颠得不轻。他边抽烟边捏着酸疼的双腿，远远瞅见从坡上下来一人，光着膀子，肩上扛着锄头，衣服随意搭在锄头把上，来人走近了他才看清，连忙打趣道：“二憨，地里现在没啥东西你扛着锄头干啥去哩？又跟媳妇儿吵架啦？”来人名叫梁见义，因为人憨厚老实，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村里人都叫他二憨，他也不恼。

听见说话声，梁见义停下脚，把锄头靠在树上，蹲在树下拿衣服擦起了汗。见他没有说话，范大昌继续说道：“女娃就女娃呗，俩女娃还能成个伴儿哩。怎么？两口子因为这事儿打架啦？”

梁见义大嘴一裂：“哪能呢范大叔，女娃我也喜欢得紧。花妮儿也大了，你没看见，可懂事儿哩。”说罢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继续说：“我去山上整了一小块地，想等着下了雨再种上一点玉米棒子。”

范大昌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把烟袋往前一递，说道：“我瞅着花妮儿也喜欢着哩，你小子有福啊，等俩娃大了出了门子，以后整天有人给你买酒买肉喽，把你喂成个胖子，像村儿东头的石老头儿似的。”梁见义也不答话，接过烟袋抽着，低着头傻呵呵笑了起来。心里想着石老头儿年轻时候在县里做过工，挣着钱了，他哪里比得上。

范大昌接着说：“你家买新碗了没？听镇子里人说今年是灾年，姑娘（姑姑的方言别称）方娘家侄子，刚才你老大家媳妇儿才买了一对儿，说明天回娘家哩。你媳妇儿正坐着月子，你不得帮忙买了去你舅子家走一趟给内侄送去？”

梁见义愣了一下，抬起头问道：“啥时候出的这个规矩？以前咋从来没有听过哩？”他心里满是疑惑，把烟袋递给了范大昌：“多少钱啊？”也没等范大昌回答，自顾自在那嘀咕：“还是花妮儿出生的时候买的碗，四五年没买碗了，一分钱一个的补丁，补了好几个了吧。”

“两毛一个，你这孩子也老实，有时候帮我卸筐子，我给你便宜五分，给我三毛五吧。”范大昌把烟锅对着屁股下的石头磕了磕，夹在了腋下。

“啥？你咋不说一块钱呢大叔,三毛五我能买个面盆了，家里的面盆都补了八个补丁哩，和面都漏水。”梁见义听完站起了身子，他着实没想到现在买碗要花这么多钱。他家实在是拿不出钱，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进项，他今年开了荒地也是想多种点玉米去换些花布给花妮儿做一件衣服。孩子这么大了还没穿过新衣服，一直在捡着大哥家儿子以及舅子家儿子的衣服。孩子小时候不说什么，现在慢慢懂事儿了，听到别人叫她假小子，回到家后跟他哭诉，这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没办法啊小子，现在镇子里都在传着这吓人的话呢。不骗你见义，现在碗可贵着哩，我卖你三毛五能挣你最多一分钱不？我也是为我们村子里的人着想。你不送别人都送，你舅子嘴上不说，心里不也得说你的不是对不。天大地大，娘舅最大啊不是。”

“我回家问问秀荣吧。”梁见义穿起了衣服，抄起锄头转身要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怎么跟媳妇儿开口了。

“吃了饭再走呗见义。”见梁见义要走，范大昌作势客气了一句。

“不了大叔，家里做得了，都一样。”梁见义把锄头甩在肩上，抬起脚往家的方向走去，天渐渐黑下来，他的背影比来时模糊了许多，步子也慢了许多。

范大昌重新装起一锅烟，点着后吧嗒两口，深深看了一眼梁见义的背影，转身走进了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