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谬赞了，我父皇秉承天命，有神灵庇佑，自然能得太祖爷爷青睐。”

朱高煦不想在这个事情上与道衍和尚做过多的解释。

道衍和尚感觉铺垫的差不多了，便说出了一个让朱高煦深感诧异的消息。

“世子可知，如今的一代大儒方希直，已成为灵寿郡王的座上宾？”

“大师说的方希直，可是正学先生方孝孺？”朱高煦心中惊讶，脸上却平静的问道。

道衍和尚答道：“不错，正是师从太史公宋龙门的正学先生。就在昨日，正学先生受人邀请，千里迢迢从成都府来到京城，却无意之中巧遇了在京城闲逛的灵寿郡王，而后便成为了灵寿郡王的座上宾。”

洪武十五年，方孝孺因受人举荐而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喜其举止端整，谓懿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之后便按礼节送其归家。

没想到后来方孝孺遭到仇家连带举发，被逮捕到京师，朱元璋在案卷上见其名而释之。十年后，他又经人推荐被召到宫中，朱元璋认为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便授予其汉中教授之职。

蜀王的封地在成都府，距离方孝孺任职的地方较近，听闻方之贤名，而聘其为世子师，尊以殊礼，将其读书之庐命名为“正学”，这便是方孝孺被读书人称为“正学先生”的由来。

朱高煦近两天一直在关注朝堂舆论的发展形势，以及仍住在长宁宫偏殿的王绮红母子俩的近况，并没有特别关注他的三弟灵寿郡王朱高燧在做什么。

此时他听到这个消息，很快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

道衍和尚口中的“太史公宋龙门”就是历史上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朱高煦熟知明初历史，他知道方孝儒并不是像后世影视剧里演绎的那样只知读书，不通世事的迂腐儒生，恰恰相反，方孝孺是个精通儒学真义的当代大儒。

方孝孺所着的政论文、史论、散文、诗歌俱佳，其文学作品如《指喻》、《越巫》、《吴士》等等都极有特色。

如他写的《越巫》一文，通过一个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最后被人装鬼吓死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民间巫祝欺人为生的邪恶与自欺却最终身死的可悲结局。

他还善于以“寓热于冷、以形传神”的手法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如《吴士》一文中借张士诚的形象讽刺那些偏听偏信、轻于用人的当权者，又借与吴士交游的“钱塘无赖”的群体形象，揭露了当时地方上的浮夸之风。

在原来的历史上，朱允炆登基后征召方孝孺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调其做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都会向其询问。后又命其担任总裁，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再后来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朝廷议定讨伐，诏令、檄文皆出自其手笔。

如今，这个被道衍和尚称为一代大儒的方孝孺，成为了灵寿郡王的座上宾。

换句话说，传统儒家出身的方孝孺，必然会建议新君朱棣册立嫡长子朱高炽为皇储。

朱高煦感到了巨大无比的压力！

方孝孺犹如后世拥有百万、千万粉丝的公众知名人物，他可以通过对舆论的引导，潜移默化的悄悄改变普通民众的思想。

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大师可知是何人将正学先生邀来京师？”

朱高煦杀心顿起，目光寒光，低声问道。

“据说此人是文渊阁首席顾问。”

道衍和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他用“据说”说了这个人的官职，却没有说这人的名字。

朱高煦闻言之后，瞬间明白道衍和尚为何会说模棱两可的话。

因为“文渊阁首席顾问”正是圣眷正隆的解缙，道衍和尚如此说是对新皇朱棣的尊重，否则他还能对朱高煦说“此事是你老子身边红人解缙干的”？

这种直白粗鄙的话，不符合道衍和尚的大师风范。

“大师可知那人（解缙）为何要做这种事？”

朱高煦感觉事情或许并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

他熟知明初历史，清楚的记得解缙说朱瞻基为好圣孙的时候，朱瞻基才六周岁，毛都没有长齐，能看出来以后是好圣孙？这话也只能忽悠那些不懂政治平衡之道的人。

历史上的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根本原因乃是为了制衡在靖难之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朱高煦，因为当时朝中一批跟随朱棣征战的武将怀着政治投机目的，希望朱高煦被立为太子，如此一来他们这些以军功起家的勋贵便可在朝堂上获得更多话语权，从而攥取更多利益。

而那时朱高炽深得文臣之心，一众内阁顾问先后在朱棣面前“历数古嫡警事”，劝说朱棣还是立朱高炽为好。

在君王眼中，文武平衡，对朝廷至关重要。

当时朱棣已经在筹备迁都之事，更计划在次年推行下西洋的国策，要想做好这些事，朝廷内部不能乱，加上他是造反得位，不得不暂时妥协，立嫡长子朱高炽为皇储，从而平息因立储引发的纷争。

后来等到朱棣年老之时，发现还是次子朱高煦更合心意，想废长子朱高炽改立次子朱高煦，可他害怕废长立幼引得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