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那个时代，家中有人去世，通常会在家中摆设灵堂，持续3至7天，这样的时间安排，恰好可以排除假死的可能性。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到了2022年，这种情况已经变得极为罕见。

我，作为1号重案组的一员，接到了这个案件。我们一行人离开了办公室，直奔龙溪殡仪馆。那里的规模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家属们还在现场，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在人群中，我注意到一个穿着寿衣的女孩，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她就是那个奇迹般“复活”的人。

我们走到家属旁边，他们一看到警察，就紧张起来。一位女士紧紧抓住我的手，声音颤抖地说：“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差点就烧了我的女儿！”

我安慰她：“这位太太，您是受害者的母亲吧。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医院，让医生再检查一下。”

旁边，另一位家属也说：“对，我们先去医院，毕竟诊断死亡的是医院的人。他们也是没办法，谁能想到人死了还能起来呢？”

“是的，谢谢您，警察先生。我们这就去找那位梁医生，问问他是不是判断错了！”

我听到“梁医生”这个名字，心里一沉。两次误判死亡，这绝不可能是技术问题，更像是有意为之。但梁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带着家属们来到了家豪医院，找到了梁朝邦医生。家属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尤其是那位女死者的父亲，他一见到梁医生，就愤怒地抓住他的衣领，大声质问：“你这个医生是怎么当的？如果我女儿有什么事，我要你负责！”

阳光明媚的一天，医院的走廊里，气氛却异常紧张。方如竹的父亲，一个粗犷的农村汉子，正怒气冲冲地把一个穿着寿衣的女孩拉到梁朝邦医生面前。女孩的脸色苍白，眼神空洞，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惊恐中。

梁朝邦医生，一个平日里冷静自若的中年男子，此刻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被逼到了墙角，脸上的表情复杂，既有惊讶也有无奈。

我，一个旁观者，看着这一幕，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同情。我走上前，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地披在方如竹的身上，试图给她一点温暖和安慰。

“方先生，请您冷静一下。”我轻声劝道，“如果您想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我们必须采取合法的手段。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方如竹的父亲瞪了我一眼，但最终还是松开了梁朝邦，怒气冲冲地骂了几句。他转过头，看着我，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警官同志，你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女儿明明还有一口气，却被当成死人来处理。”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向梁朝邦：“梁医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仪器检测应该很准确才对。方如竹的情况，真的就那么难以判断吗？”

梁朝邦苦笑着摇头：“医学奇迹，这种事情谁能说得准呢？有些人的生理体征就是与众不同，就像方如竹，她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我皱了皱眉，继续追问：“那么在方如竹出事之前，她的状况如何？”

梁朝邦叹了口气，开始详细解释：“方如竹患有末期肺癌，临终前的症状非常明显。她呼吸急促，心跳异常，出现了黄疸、肠梗阻、胸痛等一系列症状。按照常规，这些都是生命即将终结的信号。但谁能想到，她竟然在最后一刻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

我沉默了片刻，心中暗自思忖。梁朝邦的话虽然合情合理，但他最近接手的两个病例都出现了这样的“奇迹”，这未免太过巧合。我决定继续调查，找出事情的真相。

在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医院走廊里，方如竹的父亲，一个中年男人，带着怒气和失望，对着梁医生大声斥责。他的妻子和女儿紧随其后，三人的身影在走廊的尽头逐渐消失。

梁医生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复杂，他知道，尽管方如竹的父亲愤怒，但法律的天平并不会因为情绪而倾斜。他回忆起那份报告，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据，每一个专业术语。那份报告，就像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终结。

何警官，一个年轻的警察，走进了梁医生的办公室。他要求查看那份关键的检测报告。梁医生没有犹豫，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份报告，递给了何警官。报告上的文字密密麻麻，充满了医学术语，但何警官的目光却紧紧地锁定在了那些关键的字眼上。

何警官拨通了方如竹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方先生焦急的声音。何警官告诉他，根据报告，方如竹的病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电话那头的方先生沉默了，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挂断电话后，何警官回到了省厅，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紧张的案情讨论会。会议室里，1号重案组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严肃和专注。新加入的道志勇和夏小灵也在其中，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这份工作的热忱和决心。

何警官站在会议室的前方，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