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指着一份纽约时报上的标题《国联李顿调查团成立，将赴远东实地调查》，问宋鸿飞：“这个难产的国联调查团终于要来了，对此你怎看？”

宋鸿飞苦笑：“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把国联当救命稻草了，它要真有用，东洋人早就退兵了，而不是还打着国联的脸继续增兵。”

张谊似乎顿悟，道：“嗯，自己拳头硬才是硬道理。”

“说得对！它就是列强欺负弱小立的文明牌坊，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宋鸿飞不屑地道，“国与国之间，利益至上，实力为王！东洋人如果侵犯的是印度，只怕米旗国人的舰队都开来了。”

王之道：“鸿飞，你的意思是把持国联的英、法，他们在关东没多大利益，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宋鸿飞点点头。

奉城事变不仅是对华夏主权领土的侵犯，也是对一战后由19年“巴黎和会”和21年“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然挑战。

9月19 日，接到张少帅电告事变经过后，华夏国府中央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诉之国联，对日强烈抗议，通告国民须一致联合，共御外侮。

9月21日，召开中常会紧急会议，制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唤醒国民，还我关东”的策略。同时向国联控诉，要求进行调查和调停，并要求美援引《非战公约》带头各签字国制止东洋国。

关东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煤、铁等各种资源和较为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日、苏、美三方势力盘根错节。东洋国想独占关东，自然就会损害美、苏和其他列强的利益，这就是国际调停的前提。

当时关东，是封疆大吏张少帅的地盘，一切事务都有极大的自主权，华夏国府只有名义上的号令权。

面对张少帅丢来的棘手局面，华夏国府的如意算盘是：张少帅须先想办法自救，同时利用国联和列强干涉，用最小的代价促和。

因为之前确有“国际干涉还辽”的成功例子，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押注到了国联调停和欧美列强出面干涉上。

然而，这是按常理而言，东洋人不费吹灰之力获胜之后野心极度膨胀，它的癫狂和魔怔已不能用常理来揣度。

苏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想与东洋发生直接冲突，除了口头谴责和抗议外，苏国两次向东洋国表示不干涉华夏和东洋间的冲突。

其他西方列强在关东并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和势力，那只有依靠花旗国了。

对于花旗国在关东的制衡作用，华夏国府其实也早有设想，自20年代末期起，就制定了“联美抑日”的战略，大力支持美资本在关东的贸易。花旗国资本支持关东交通委员会规划修建三条以葫芦城为的铁路。

然而东洋人自然不会坐以待视，花旗国在关东庞大的投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落地，事变就已爆发。

花旗国除了口头上不痛不痒谴责几句，实际上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倡议双方：停止冲突，进行谈判。

花旗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东洋国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花旗不干涉东洋国，东洋国政府则需制止军方将事态扩大，保证在关东的行动仅限于锦州以北。

花旗国始终是个生意国，利益至上，道义可以放一边。当时美、英、法等列强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这几国都和东洋国有密切而又有利的贸易关系，它们自然不愿意惹恼东洋国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

被英、法两个欧洲列强所把持的国联，当然也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它一直在观察花旗国的脸色，看到花旗国不想调停，就继续打太极。

这也是华夏国府多次要求花旗国和国联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却遭到拒绝的重要原因。

9月22日，国联通过了第一次紧急决议：要求双方保持克制，停止一切冲突，各自撤军。这个决议表面上“公允”，实际上却是混淆是非，偏袒东洋国。

东洋国是侵略者，华夏国是受害方，要求华夏克制、撤兵，将侵略者和受害方同等看待，岂非荒谬至极？！

实际上，当年9月国联理事会改选后，东洋国与英、法、德、意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于不利于它的决议，它自然极力反对。

国联和西方列强的偏袒、纵容，东洋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趁势继续扩大推进。

显然，国联和列强都靠不住了，华夏国府的指望沦为幻想，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但最好的时机已经白白浪费了，东洋人已经渐渐站稳了脚跟。

9月30日，国联第二次决议，言辞含糊、不痛不痒的提议东洋国将军队撤回。这个提议当然没有任何落地措施，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自然，这个撤军决议也被东洋国拒绝。

苏国日益强大以来，英、法、美等西方列强既恨又怕，“防苏、防共”是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们积极推行所谓的“绥靖政策”，不想直接和东洋国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