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土埋日久深，无光无亮到如今，忽然大风吹土去，自然显露有重新。白天，梅丽尔在医院时脑子里考虑的是：怎么帮助大家？伤员伤势严重得吓人！使她震惊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子弹？哪个杂碎渣渣想出来的？难道是人想出来的吗？子弹入口很小，可是它在体内把肠子、肝脏、脾脏搅得一塌糊涂，把五脏六腑都搅烂了。把人打死打伤还不够，还要他受尽折磨。伤兵们疼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他们总是喊：“妈……”梅丽尔没听见他们喊过别人。

当初，领导告诉梅丽尔，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是帮助居延人民消灭封建主义、霸权主义的旧社会，以便建设光明的新世界。至于万相台的小伙子在居延送了命，国内主流媒体却只字不提。阵亡军人的父母还以为，自己的孩子是在居延得了传染病，像疟疾、伤寒、肝炎。白帝城战地医院是从一座马厩改成了军医院，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多人，只有一支注射器，军官们把酒精喝光了，梅丽尔只好用汽油给伤口消毒。高海拔山区氧气稀薄，伤口难以愈合，太阳帮了大忙，灿烂的阳光可以杀菌。梅丽尔刚来时见到的第一批伤员只穿着内衣和皮靴，没有病号服，病号服运来得很晚，没有拖鞋，也没有被褥……

最近一个月，梅丽尔从官兵身上切除的肢体——胳膊、大腿等，都堆放在帐篷外，尸体都半裸露着。过去，梅丽尔只在描写战争的电影里见过这种惨状。这时，梅丽尔才开始多多少少有所思考了：“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没有拖鞋，没有病号服，可是到处挂着从国内运来的标语口号、招贴画。站在标语前的，是那些骨瘦如柴、愁眉苦脸的青葱士兵，他们的样子铭刻在梅丽尔的记忆中……

而里德要组织一周两次全营干部的政治学习，老生常谈、反复教育大伙：国际主义军人神圣的职责，东方边境必须固若金汤。部队里最讨人嫌的是要打各种报告，首长有指示，必须事事报告。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每一个伤员、每一个病号的情况，都要向上级报告。这就是领导艺术所谓的“随时掌握人们的思想情绪”，部队应当是绝对健康的，必须对所有人都“敲打一番”，不能有怜悯之心。

当里德晚上在政治学习时，梅丽尔却在常务副院长办公室独思：“救人，助人，爱人，我们为此来到这里……”过了一段时间，里德忽然发现自己产生了仇恨的心理。他恨这片细软的沙子，它像火一般烫人。他恨这些山，恨这些房屋矮小的村庄，从那里随时随地都可能开枪射击。他恨偶然相遇的居延人，不管这人是扛着一筐瓜果，还是站在自己的屋前，谁知他昨夜去过什么地方、怀里是否揣着手枪或土炸弹？

梅丽尔认识的一位军官被打死了，不久前他在医院里治过病，两个帐篷的士兵都被杀了，水里被放了毒，有个新兵拾起一个漂亮的打火机，打火机在他手中爆炸了，死的都是万相台的小伙子。梅丽尔见过被火烧焦的人，没有脸、没有眼睛，躯体也没有，只剩下黄色硬皮包裹的皱巴巴的东西，表面有一层淋巴液，他死前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叫喊，而是咆哮……

现在，人们在居延靠仇恨生存，靠仇恨活下去。那么，负罪感呢？以前，里德告诉过梅丽尔：“为了我们一个被杀害的士兵，我们会屠杀整个村子。”可是现今，梅丽尔听到这样的话，会吓一跳。她想起了一个居延小姑娘，她躺在尘土里，没有胳膊，没有腿，活像是一个损坏了的芭比娃娃。初来乍到，梅丽尔还奇怪，居延人怎么不喜欢我们？他们躺在我们的军医院里，护士把药递给一个居延女病人，她连头也不抬，也不看一眼。她永远不会对万相台的医生、护士微笑，这真让梅丽尔委屈。

梅丽尔一再提醒自己：我从事的是一种美好的职业------救死扶伤，这个职业拯救了我，让我解脱了。我们在居延为人们所需要。最可怕的是没能拯救所有人，只拯救了眼前人。有时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没有必需的药品；有时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把他送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在卫生连里工作的多数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只会包扎的士兵；有时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怎么也叫不醒喝得烂醉如泥的外科大夫。

梅丽尔甚至在死亡通知书里都不能写明真实情况。有些人踩上地雷被炸死了，一个大活人往往只剩下半桶肉酱，可医院按上级领导要求写的是：在车祸中殉难，坠入深渊身亡，食品中毒等。梅丽尔觉得这真个是：树丫子盖房------不是正经材料。当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时，医院才被允许向家属讲真话。梅丽尔虽然对尸体习以为常，“但那是人啊，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小伙子！”一想到这些，她怎么也想不通。前线送来一个小青年，那天正赶上梅丽尔值班。在深山里找了他三天三夜，找到了，运回来了。他不断地呓语：“快叫医生，快叫医生！”他看见了白大褂，可能心想：“这下得救了！”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说：“唉，这下好了……”说完就断了气，他是颅骨受伤。梅丽尔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自己的坟墓！”

梅丽尔发现，他们死的时候也是不平等的。不知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