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马宏讲的修车故事，季虹和黄默山互看了一眼，各自觉得对方的神色不大对劲。

黄默山想，难道那肇事者是我父亲？时间对得上，怪不得父亲当年换车……

季虹想，看神色，黄默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你知道吗？你父亲撞的是我爹妈！但现在还不能声张。

酒至半酣，杨静见男生和女生各聊各的话题，就问雷世良一个无厘头的话题：“雷法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结婚，将来国家会立法吗？会不会采取强制措施？”

这个问题像敲了一声锣，把一桌人的注意力凝聚在了一块儿。房间里立时响起热烈地讨论。

雷世良首先发表意见：“你们知道苏联的《反寄生虫法》吗？”

一桌人都说不知道。雷世良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谈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苏联社会风气很不好，大把的年轻人不上班或是消极怠工，随后出现了一种苏联特有的现象：一方面失业人数骤然增多，使得苏联各行业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各行业‘人浮于事’、‘叠床架屋’的现象不断加深，就这般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

“一九七零年四月，苏联政府制定了一项《反寄生虫法》，专门应对故意失业人员。在苏联开始行动以前，乌兹别克斯坦也发布了一条法令，内容便是：18至59岁男子全劳动力以及18至55岁女子全劳动力，其工作不超过四个月的人属于寄生虫，而寄生虫就不会享有国家的任何一项福利。”

杨静问：“苏联这么搞，不会引起民愤吗？”

雷世良说：“政府出台某项法令，总是有理由的，绝不会无的放矢。在苏联，六十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就不断地下降，更有很多的青年工人消极怠工甚至是故意要求被开除。你想想看，都这样下去，国家不治理能行吗？咱国家对不结婚不生育的现象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温伟说：“现在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了啊，养娃可以减税的。国务院已经发布了相关文件，说是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专扣申报开启填报后仅12个小时，已有超过100万纳税人完成了填报。这项减税惠民之举，不就是在鼓励、奖励生育嘛。”

雷世良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的数据变化确实太大。‘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多年低于国际警戒线。与此同时，适婚人口总数下降，结婚率持续走低，不婚、晚育渐成普遍。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研数据，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6个，比‘80后’低10%。多重因素叠加，生育话题持续引发公众讨论。”

“还不是因为生不起嘛！”专科毕业的艾璇一直没发言，她这时开口说道，“谁不知道在养老院里度过晚年不如自己亲生的子女照顾得好啊，但是现在养孩子确实压力太大，当房奴当车奴，给艰难的生活当保姆，活那么累干吗呀！”

雷世良说：“国家正在加大真金白银的投入，以经济调节作为关键抓手。通过税改杠杆调收入，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国个人所得税有六个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分别是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

“由此可见，越是吃劲的地方，越要润滑加油，这才符合税收公平的基本原则。将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扣除，增列为第七项内容，是鼓励生育的一大举措。”

温伟说：“所有发达国家都在用各种形式收单身税，中国不过在温和跟进而已。另外，国内生育率还没达到自媒体说的那么令人焦虑的地步，主流媒体的报道有些飘，他们在贩卖焦虑。”

黄默山右侧的本科女孙芦笛也一直没开口，她插言道：“不生孩子国家会采取强制措施？我看不会，不好弄啊？不会生孩子不准录取公务员？或者是，把夫妻俩关起来？讲不通啊。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由皇上等地主阶级一手遮天，现在讲究民主，不会有那么一天吧？”

马宏用开车修车的理论来论说：“我看这种现象也和车辆一样，车出问题了，就得修，修好了才能正常跑。问题大了开不动了，就得换新的。国家肯定会想办法的，咱中国地大物博的，要是只有几亿人口，可真是不敢想象！”

杨静问季虹：“老同学，你有啥看法？”

季虹本不想发言，见杨静问，便说：“不想要孩子的该是少数吧，现在好多人不愿意要孩子，是消费高，怕养不起。等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想法会改变的；还有就是咱们女人要了孩子，事业就耽误了，家庭压力也大了，如果像外国那样，给全职妈妈很大的保障，那很多人也就愿意要孩子了。相信国家会给更多的补助，出台一些其他好的政策，多加鼓励，情况会有所改变吧。”

雷世良说：“没错，国家会有更多政策来刺激年轻人生孩子，缩小生养的成本。比如更好的保护孕期女性在工作中的权利。比如给生小孩的新婚夫妻或者多个小孩的家庭更优惠的房屋贷款，比如生满3个小孩子免学费，每年还有多少补贴之类的。国家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