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江西，”顾娟说，“江西省嫁女儿彩礼都是在15万之上，20万30万是常事，此外车子、房子、三金等都是不能少的；

“河南省的焦作市，没有50万根本别想结婚；就连大西北的甘肃，经济那么落后，彩礼也得20万甚至更多。所有的地区，都像是开过会的，房子车子都是必不可少。

“有家底的、父母辈打好基础的就好点儿，要是父母没本事，子女也没本事，靠打个死工来办婚事，那真是一场婚事就把整个家整趴下了。他们的怕是有情可原的。”

宗政被顾娟说得有些茅塞顿开，他感慨地说：“跟年轻人聊天，可以涨涨年轻人的见识，不错不错，我今晚就打电话给俩孩子，看我能不能说出软话来。”

顾娟陪诊宗政半天，检查病情只用了一个钟，而其他时间全是陪宗政聊天。从体力消耗上讲，这样的陪诊无疑更轻松；但从难度上讲，顾娟觉得更累，因为她的知识和社会经验不足以应付宗政这样年纪的人。

幸亏宗政不是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也很疏离，她可以信马由缰地发挥。尽管如此，她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敢胡吹海侃。一来人家是自己的客户，二来宗政55岁了，诓骗他居心不忍的。

顾娟平时对一些社会性的问题不甚热心，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互联网的时代，每天的信息量多到爆炸，如何能关注得过来？

但陪宗政聊天半天后，顾娟领悟到一点：一个优秀的陪诊员是要有丰富的知识的，越丰富越好，社会经验也是越多越好。病人总是中老年居多，到了中老年，人生经验都够多了；如果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无疑更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要想陪他们聊得火热，如果自己不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谈何容易。

晚上回到宿舍，她找季虹聊天，谈她陪诊宗政的感受，感慨自己没学识，不会用大道理安慰人。

季虹笑道：“庄子说‘道在便溺里’，意思是在最低贱的事物中都有‘道’的存在。我觉得生活实践比大道理更能打动人。”

“关键是咱们这年龄哪儿有那么多的生活实践？”

“好好干陪诊呀，干他个一年两年的，你会觉得你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会飞速地增加。”季虹对顾娟言传身教，“我当护士时，每天都是那些活：帮病人搞好护理、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搞好卫生、做好医疗记录。

“护士面对的是躺在床上的病人，这些人的心态和就诊看病的人不一样。咱们做陪诊面对的是正在看病的人，只要不是复诊的，啥病情就不知道，他们的内心会焦灼、烦躁；这时咱们得消解他们的情绪。

“在他们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如果不严重，咱们要为他们高兴；但如果病情严重甚至是癌症之类，咱们要学会安慰。总之，不同的情况，咱们要说不同的话，要想说得合适，能让患者心里舒服，当然是不容易的。”

顾娟问季虹，有没有安慰过癌症患者？季虹于是给顾娟讲了一次她陪诊癌症患者的经历——

他是位男性患者，49岁，离婚多年，一个人生活。他第一次找到我是3个月前的事，他说他已肝癌晚期，医生告诉他大概还能活一年。

他知道治不好了，找我陪诊只是因为孤独和苦闷，另外想从我嘴里知道，像他那样的病人多不多。听他那么一说，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我首先询问他的病史。

他说，他结婚才一年多，老婆就被一个有钱男人拐跑了，她老婆两年后回来和他离婚，他在家里的名誉早就臭透了，人人都知道他被戴了绿帽子。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他再不相信女人，开始酗酒。也没上进心，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干一分吃一分，今朝有酒今朝醉。

几年后，有一个寡妇爱上了他，要和他结婚，他不干，只愿意同居，人家不理他了。此后，他再没碰到对他心动的女人。

他爱喝酒，但喝酒是需要好心情的，喝闷酒很伤身。他一直是很郁闷的，算是借酒浇愁，自然是很伤身的。

肝癌早期基本无症状，晚期才会出现肝区疼痛、发热、乏力等。他在早期偶尔会有一点点感觉，但他手里的那点儿工资，他哪舍得去医院？反正不影响干活，他也没当一回事。

渐渐地，他的肝区开始疼了，一开始是疼一会儿好一会儿，他还没当回事。后来半夜半夜地疼，他睡不着觉了，才去医院检查，一查，肝癌晚期，他感觉像晴天霹雳。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大意，他惨然一笑说，一个人要是没有别人的关心，会活得很迟钝很麻木，即使自己病了都不知道。

我很惊讶他的话，就问他，你的父母呢，他们不关心你？他苦笑着摇摇头说，他不争气，他父母不爱他，他离婚后从没回过家。

我大概知道他为何走到这一步了。我没问他如何不争气，如何父母不爱他。他说他离婚后从没回过家，仅仅这一条，就能表明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儿子。

但我不能指责他，因为他还有一年就死了。我明白，我能做的，就是让他尽可能地开心每一秒，至少不能给他添堵。

接下来，我已决定不收他的钱。但我还是想知道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