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曲琴公司的经营状况吧。

近几年，公司的所有下属单位中，除了成衣销售部稍有赢利之外，其他的单位全都亏损，整个公司自然也是大亏特亏，全靠银行贷款在支撑着。名义上，公司的下属单位都是个人承包的，独立核算，可博登却不管这一套，想用钱了，如果总公司的账上又周转不灵，他就一个电话打给下属单位的头儿，让人家把自己单位账上的钱划过来，全不管人家把钱划过来后是否会造成经营困难。对此谁要是稍有微辞，就会被博登臭骂一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了就说一声，给我滚蛋。”

对下属单位的经营，博登也是随心所欲地乱干涉。有一个曼谷职业大学的老师，搞了一个小发明，他通过别人把博登请去吃了顿饭，席中博登喝得高兴了，再听这个大学老师天花乱坠地一吹，马上让公司下属的模具厂投资生产这个大学老师发明的玩意儿，结果模具厂搞了半年，钱花了大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管用，根本销不出去，全堆在仓库里了。那个大学老师挣了发明费，又拿了半年的生产指导费，拍拍屁股走了，只苦了模具厂。这种龌蹉事别人还不能提，谁提谁挨博登的骂。

起初虞子衿在曲琴公司上班时，还有点不太适应，整天无所事事，东晃西晃，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有时实在觉得无聊了，就溜出去转转。库奇路沿街的店面都很小，多是卖花花草草的，也有卖冰激凌奶茶冻和鱼干的。尤其让她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带小巷里的居民有不少还在用木制马桶。天气晴好的日子，小巷里隔不多远就能看见一只斜倚在墙边晒太阳的马桶，旁边还靠着一把竹制的马桶刷子。有的马桶油漆剥落，呈一种褐黄色，大概已经历过不止一代人的洗礼了。小巷里还时常能看见坐在墙边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他们一个个畏畏缩缩，神情落寞，寡言少语，彼此之间就跟一只马桶和另一只马桶呆在一起一样悄没声息。虞子衿觉得人活到这一步可就真没什么意思了。

不过，没用多长时间，她就适应了这种轻松的上班，并热爱上了这份工作。毕竟，想要潜伏下去，搞一笔钱报效组织，肯定要藏叶于林的。太鹤立鸡群肯定不行。吃苦耐劳不是那么容易让人适应的，享享清福适应起来又有何难。和同事们的关系搞熟以后，她立刻就融入到了这帮混子中去了，上起班来跟他们一样悠闲自在。

虞子衿还发现离公司不远的巷口，有一家棋牌社，她有时上班上腻了，就到那里去转转。棋牌社里，打牌下棋的人很多，全是带彩的，也就是赌博。和黄友欢一样，她也对赌博兴趣极大，但只爱看不爱玩，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没那份胆量。但看看也够刺激。

她见过一个下围棋输了两百铢的人，瞪着眼睛骂旁边一个插嘴的人，那个被骂的人梗着脖子刚想说什么，脸上就被一拳打开了花。我还见过一个玩牌九的小伙子，身上带的钱输得精光，然后苦苦哀求那个赢了他钱的人把钱还给他。“求求你了，把钱还给我吧，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把工资全输掉的话，不会让我回家的。”那个赢了他钱的人看样子认识他，叫他“小五子”，抽出了五十铢给他。他迅速地把五十铢装进口袋，又继续哀求：“太少了，再给我一点吧。求你了，大哥，再给点吧。”那个赢钱的不耐烦了：“去去，少来这一套。”旁边的人也说那个输钱的小伙子：“没见过你这么的人，输不起别来嘛。”“真是个二百五，输点钱成这德行了。”输钱的小伙子脸涨得通红，眼看着就要哭了。虞子衿在一边都为他感到难受。

记忆中，她到曲琴公司的前几个月，一共只干过两件事。头一件事，她所在的人事科要添置一些办公用品，皮科长要她和科里的一个姓季的妇女一起去买。我们去了卡欢商场，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准备去开发票的时候，姓季的妇女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对她说：“你家里不需要什么东西吗？”虞子衿愣了一下，反问她：“你呢？”

“我想买个电饭煲，你看那边那个式样不错。”

“是挺好的。”

“那咱俩一人买一个怎么样？”

虞子衿点了点头，同意了，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种事哪怕从来没干过，但要想弄明白却是很容易的。结果她们就一人买了一个电饭煲，每个五百三十铢，当然是用公款买的，全部开在办公用品的发票里。这就是她给公司干的第一件事，还顺便贪污了一个电饭煲。以后当她想再给公司干干这样的事（她家的椅子坐着不太牢固了，该换个新的了），可再没人找她了。

第二件事，公司的小车出了车祸，把一个人给撞伤了，原因是博登酒后坐在车上，让司机开得飞快，结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后刹车不及。被撞的是个正在朱拉读大学的小姑娘，伤势比较重，主要是头部受了重创。在等着警察部门处理事故的期间，公司要派人护理那个小姑娘，全要女的，任务是伺候那个小姑娘上厕所，其他的事由她家里人来干。虞子衿被分配护理三天。当她到慈济医院脑科病房一见到那个小姑娘，就断定这姑娘是完了。她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白绷带，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虞子衿在医院的三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