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脸上经常油光光的，但胡子每天刮得还算干净。

博登年轻时候就跟着老杜，算是创业元老了。但他在那如火如荼的创业初期的丰功伟绩，现在已无从查考了，但外人想着肯定是让人热血沸腾、风光无限。他比较老实，原来的总经理并不是他。后来，有一次因为税务大检查，杜具腾是私人老板，账目上肯定有些不干不净的地方。按说他要被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的。然后当时的总经理和财务都逃走了，只有博登站出来，替老板背了锅。他在监狱呆的时间并不长，风声过去，杜老板念他的恩义，花钱想办法把他捞了出来，还让他当了总经理。不难猜测这段经历对博登今后的人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培养了他无比强烈的认同感，那就是只要忠心，只要你是我的人，听话，哪怕你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都可以养起来。在生意顺风顺水的时代，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养活员工，这让博登那时很是风光，也造成尾大不掉，杜老板后来也拿他没有办法。一开始认为的人畜无害小白兔，转眼长成了獠牙显露的大灰狼。

博登越来越膨胀，尤其在杜老板滞留美国未归之际，他俨然一副太上皇的嘴脸。他认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去获取越来越大的权力，就是去干大事，做大官。想必他当总经理的时候，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太好了，被人仰望和崇拜的感觉太好了，为所欲为一呼百应的感觉太好了。

自从杜老板越洋指挥以后，博登先是把工厂里一些对自己有意见的工人找机会逐步裁掉，接着他大概认为所有工人对他的崇拜已经是基本到位了，就换了一个他的小舅子当了工厂的厂长。应该说，博登除了权力欲强以外，还是有点能耐的，对下面的福利也不错。他从开始的来料加工，代工别人的版型，到后来自己找人设计，自己创立品牌，到大型百货商场开设专柜，产供销一条龙——自己定点面料供应、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销售，没用多长时间，业务蒸蒸日上。很多人都跟着发了财。

令人意外的是，博登既没有取杜老板而代之的想法，也没有截流公司业务和资金以自肥，反而是把一个总经理在现代企业制度里应该发挥的功能进行的尽善尽美。金钱也许对于博登来说显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他获取权力和名望的一种手段。因为这种奇葩的经营模式和外人很难理解的权力架构，博登在曼谷纺织业名声鹊起，他后来又牵头成立了泰国纺织实业行业公会，自任会长兼理事长。按理说，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博登只要安安心心地做他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发发完全属于自己的财，行属于自己的权了。但是博登却不是这么想的，其一，在当时的环境下，纺织公司几乎在银行里贷不到款，那么如果公司想获得更大发展的话，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肯定会困难重重。其二，纺织公司的老板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又算多大的官呢，确切地说就是相当于什么级别的领导？那么如果既无政治地位，又无法算个官的话，发点财又算个什么呢。这样，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博登就想方设法要把曲琴公司往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方面靠。一开始，曲琴公司是独立法人单位，不归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后来博登想出一个鬼点子，他先是捐赠了一批库存物资，而且通过中间人，联合国有的曼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一起捐赠，在民政部门的登记中又将慈善证书据为己有，对外宣传就偷换概念，慢慢造成一种自己属于国有挂牌单位的感觉。不过后来当博登得知曼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只是一个较低级别的单位时，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大发雷霆：“他们只是芝麻大点的单位，那我们又算什么级别？”

结果博登又通过自己的关系，把曲琴公司挂靠到了了曼谷行政执法总队下面，代价是每年上缴一千万铢的冠名费。这下博登心里终于踏实了。他没有心思重新装修公司的建筑，也没有心思认真管理部下，整天就是对外公关，对内训话。有次公司开大会时，博登这样给手下的干部训话：“你们都要好好干，要不公司倒闭了，我没什么损失，还能到行政大队去当个主管，你们到哪儿去混饭吃？”

如此一来，至少在名义上，曲琴公司已不再是私营企业了，而是省一级下属的一家国有性质的单位了，总经理博登也自我感觉是个领导干部了。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博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开始有了异乎寻常的大气魄。

为了让公司尽快扩大，为了有更多的手下，以使自己的领导身份名副其实，博登先后吞并了好几家濒临倒闭的小企业。有印染厂、模具厂、纸箱厂、包装公司，同时，又在公司下面成立了不少新单位，像旅游经营部、玩具厂、广告公司、农副产品批发部、饭店，还在市郊办了个养猪场（专门饲养乌克兰大白猪），总之，摊子铺得越大博登越高兴。虞子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混到曲琴集团的。

自然，吞并别的企业和成立下属单位需要大量的资金，对此博登眼睛都不眨一下，只管向银行贷款。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跟草纸似的只管从银行去取，花起来也跟用草纸擦屁股似的全不当一回事。那么，银行又不是博登开的，他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大量贷款呢？这里就要说到博登的用人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