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光懋刚升吏科都给事中不久，这个面子应该是会给柳贺的。

“若实在不行。”柳贺略一思忖，“便请部堂大人说一说看法。”

但《育言报》只请朝廷官员发声也不行，唯有得到大儒们认可与发声，报纸的影响力才能进一步扩大。

不过柳贺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育言报》即将下印的前一日，柳贺已经拜托过潘晟，却收到了两封重量级的来信。

一封来自近溪先生罗汝芳，另一封来自山农先生颜钧，颜钧因避当今天子讳，故而更名为颜铎。

这两人可以说是当世大儒，阳明心学影响力最大的传人。

罗汝芳与何心隐都曾师从颜钧，颜钧的理论在这个年代已是十分开明的了，罗、何二人却仍要强过他。

张元忭少时曾与王畿同游，对颜钧这样的大家自是钦佩不已，不过待看过文章后，张元忭也有些犹疑：“泽远，这文章真能登吗？”

“登。”柳贺道，“发售赶不及便缓两日。”

这等文章自然也是要叫读书人早日瞧见，因而张元忭几人加班加点，干脆把家搬到了礼部，才将《育言报》下一期赶了出来。

到了《育言报》第二期发售这日，京城各书肆前人山人海，书肆还未开张，就已有读书人排队等候了，这副盛景甚至叫人怀疑:“今日莫非是秋试之时？”

“距秋闱还有半年。”

“那是何故？莫非是《三国演义》出了新点评？”

“阁下是新来京城的吧？我等都在等《育言报》发售。”

《育言报》第一期不过出了几千份，除去给内阁、九卿衙门及宫中的数份，由书商发售的数量其实很少，这个年代也没有报刊亭，不过已有小摊小贩找上门来问询，问这《育言报》他们是否也能售卖。

毕竟《育言报》定价实在便宜，摊贩们买不起书，花几张烧饼的钱买份报纸还是能做到的。

柳贺道：“摊贩们敢来找官府已是诚意十足了，他们若是想卖，只买十份八份也可卖得。”

士子们等了许久，书肆终于开门了，一拿到新鲜的报纸，士子们就迫不及待去看头版文章：“是山农先生与近溪先生的文章！”

颜钧与罗汝芳生平爱好讲学，罗汝芳任过官，于实务上颇有见地，此次来寄信给《育言报》，除了支持书院讲学外，他于水利一道的经验也被《育言报》登载了。

针对柳贺所写的书院五大罪，颜钧与罗汝芳一一驳斥，柳贺用典，二人也用典，强调书院讲学的种种益处，其中最重要者，便是以讲学开启民智，民方能安。

此番《育言报》只登了颜、罗二人文章，柳贺如何辩驳，将在《育言报》第三期中登载。

事情因张居正决意废除书院而起，柳贺之文挑起了争端，进而颜钧、罗汝芳加入辩论——无论何人之观点更正确，对读书人们来说，这可是当朝文章大家难得的交锋。

柳贺是堂堂三元，仅科举一事，他便前追古人后无来者，而颜钧、罗汝芳等人在民间追随者众，便是朝中许多官员都是二人的信徒。

有这几人的影响力，这一期的《育言报》同样销售一空，上万份都未够卖，张元忭几人这下知晓柳贺为何要将这《育言报》的价钱定得极低了——若高了，寻常百姓读不起，报纸又何以能卖出万份？

上一期《育言报》的最大得利者当属那家贴了广告的鸭店，据说他们从江南进的鸭已不够卖，如今正拿北方鸭充南方鸭卖，被客人当场抓获。

对此鸭店掌柜振振有词:“人不分南北，鸭又何分南北？”

得亏这掌柜不知晓洪武朝时南北榜案的典故，否则南鸭北鸭还得重找人来核实。

但京城不少商人都从中嗅出了商机，纷纷找上《育言报》，要贴钱给报纸打广告，其中争抢最凶的要属书肆及卖文房四宝的店铺，毕竟书生是他们的最大客源。

办报的最大支出便是文章的版权费和印刷的费用，不过早在办报之初，柳贺就将文章价钱压低了，放在后世，他就是给作者降千字的罪魁祸首。

但没办法，印刷术虽然普及了，印刷成本仍是低不下去，单份报纸的价钱又太低，靠在京城卖的数万份、数十万份也挣不回本钱，还是要靠礼部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