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柳贺如今已是词臣中的一号人物, 他这一疏一上，影响力自然非同小可。

陈三谟是台谏领袖，历来只有言官弹劾旁人的份, 哪里轮到旁人弹劾他们？

柳贺这封奏章却结结实实列出了陈三谟与曾士楚的罪状。

偏偏他所列的条条在理，陈三谟与曾士楚也反驳不得。

孝道人伦一向为天下万民所重，他们读书人读四书五经, 经义中从来少不得一个“孝”字，言官们始终高标准要求别的官员，可到了他们自身，却为讨好张居正将孝字抛到脑后。

柳贺先占了公义二字, 陈三谟与曾士楚在张居正夺情一事上又确实不占理，对柳贺所列出的种种, 他们很难反驳，在上辩的疏中，二人强调，他们之所以挽留张居正，其实并无私心，只是为朝事考量罢了。

不过张居正眼下已返乡守制，所谓为朝事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了说服力。

当然，言官们也不是吃素的, 柳贺上疏刚弹劾完陈三谟, 户科给事中就将他在扬州的旧事翻了出来, 其中颇有为王焕叫屈的意味。

还有一位御史弹劾柳贺, 说他早不上疏晚不上疏, 偏偏挑了张居正离京后上疏, 分明是沽名钓誉, 只捡软柿子捏。

柳贺在詹事府少詹事位上也并非人人看中, 且柳贺的年岁着实轻得醒目，未满而立便已高居京官四品，距离六部侍郎似也只有一步之距，年岁长于柳贺者，谁甘心居他之下呢？

弹劾的奏疏是一道接一道，不过柳贺行得正坐得直，言官们奏疏上得再多，也丝毫不影响他。

但他这封奏疏一起，京中闭塞的言路似都一夜之间敞开了一般，不仅陈三谟曾士楚被劾了，此前挽留张居正的吕调阳张四维也被参了一道，更有言官连天子也批判上了，说天子这夺情诏下得不近人情，天子今后还需谨言慎行，为大明天下当个好皇帝云云。

说起此事时，天子脸都皱成了一团，看向柳贺的眼神颇为哀怨。

“陛下，赵御史话虽直了些，但此疏中确有劝勉之意，陛下心胸宽广如海，又能明辨是非，好与坏必然是能分清的。”

天子却在此时看向柳贺，若他没记错，赵御史可是在奏章中狠狠参了柳贺一本，柳贺不记恨也就罢了，居然还说他的好话。

但作为日讲官，柳贺的确从未在他面前诋毁过任何人，即使张居正夺情之事在朝中闹得沸沸扬扬，柳贺也只是将道理在他面前细细说明白了。

在其余朝臣畏于张居正之势，不敢去张居□□上请他归乡时，柳贺亲自上门去劝张居正，以实际行动告知天子孝义为天。

而那些不敢劝说张居正的人，却暗暗通过宫中内侍，在天子面前说了张居正许多坏话。

天子的确厌烦了张居正的管教，然而他毕竟年轻，也不喜那些阴私告密之事，若有异议，堂堂正正说出来便是，难道他会置之不理吗？

无论柳贺教书的本事如何，做人的学问他却都一点一滴教给了天子。

讲完《资治通鉴》中的内容，天子用了些糕饼，之后便与柳贺论起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人，日讲中对天子的授课内容有明确限制，不过张居正毕竟回了老家，天子也就稍稍放纵了一些。

史书上对王安石是持否定的态度，不过作为日讲官，柳贺通常不会很直白地评判前朝某位官员，而是希望天子自身能细细思索。

王安石用青苗法，北宋国库的确充盈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朕听闻，张先生清丈过田亩后，也将如王临川般改田税之法，然田税难改，自古已有之，柳先生如实与朕说，若是用了张先生这法，民真能得其利吗？”

自柳贺回京后，天子所问便一日比一日实际，柳贺不知天子在别的日讲官面前是否如此，但在他面前，天子一直很敢问。

对于这个问题，柳贺的回答反倒迂回了。

他举了自己在扬州知府任上的例子，讲富绅是如何骗取百姓田地的，又讲百姓是如何将自家田亩投寄，以获得免税之权的，无论富绅与百姓做了什么，他们唯一的意图是吞并国家的土地，或是躲过应交的田税。

“因而臣觉得，恩师之法必然反对者众多，且百姓究竟能否得利，还需看地方。”柳贺道，“陛下可知，臣至扬州府时，最难的是何事？”

“何事？”天子对此颇为好奇，他在宫中并不常接触民间的事，即便有，官员们汇报给他的也往往是好事，是祥瑞。

“用人。”柳贺道，“尤其是与百姓相关的事务，臣常觉得不解。”

他是正经的科举出身，在翰林院中接触的是大明朝最清贵、最聪明的一群人，即便后世批判科举误事，然而它所误的不过是将大明朝的好男儿都压在对四书五经的揣摩上，科举一途的成功者绝不痴傻。

因而到了地方，吏员们办事效率可谓极低，又养成了雁过拔毛的习性，一件事自府衙出是一副模样，实际办事时又是另一副模样。

柳贺的意思是，一条鞭法本身并非坏法，但这世间并没有完美的法则，大明国祚已延续了二百年，再不改恐怕国运难继，但改的话，还是要看具体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