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有咱的规矩，在咱眼里寻常的百姓是民，士绅是民，权贵豪强也是民，既然都是民咱就不会区别对待，咱剥夺你们名下的土地，是因为咱知道你们这些土地是怎么来的，既然兼之于民，那么现在还之于民也算符合天道。

你们这些大族拥有偌大的家业，那泼天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全部正当所得，咱也不和你们计较，但是在咱的地盘上做生意就得守咱的规矩。

咱的规矩很简单，纳税，尤其是商税，朱元璋贬低商贾的地位，然后收取微薄的商税，导致国家只能依赖土地税过日子，然后土地被免税阶层兼并导致税收越来越少，这在咱看来就是本末倒置。

你们要好好做生意，咱不反对更不会干涉，国无商不富嘛，可做生意就该老老实实纳税，这本身就是天经地义之事，想来诸位不会否认吧。

其实真要说起来，你们商贾想要生意做大，想要少受盘剥，就会用尽心思去贿赂官府，要不然以你们的社会地位，生意做的越大就越是官员们眼中的肥猪罢了。

算来算去，你们拿出去贿赂官员的银子要比你们正常纳税要多的多，现在咱给你们做主，你们老老实实做生意，规规矩矩纳税，只要不触犯刑律，那么谁要是敢盘剥，敲诈勒索你们，咱就杀谁！

当然，或许在诸位看来，就算规矩纳税，你们该给官府孝敬还是孝敬，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过多说无益，诸位以后会知道咱的手段，而且在咱看来，行贿和受贿都是一样！”

以周德邦为首的成都大商并没有因为冯恺要收商税而郁闷，相反还有些庆幸。

因为收商税就意味着冯恺确实没有剥夺他们家财的打算，而且为了增加所属地盘上的稳定税源，多半还会鼓励促进商业的兴盛，这对于以商为主的家族而言，这绝对不算什么坏事。

得陇望蜀的好事是有，可还想着得寸进尺，那就真的不能怪冯恺下黑手了。

“敢问大帅。”周德邦沉吸一口气道:“我等在时事半月刊上读到大帅打算推行新政，而新政的核心在我等看来是士绅一体纳税，不知……”

冯恺笑道:“大明宗室、勋贵，士绅这些免税阶层说白了就是特权阶级，他们仰仗着祖上的余荫，享受着大明朝廷赋予他们的福利，最后却一个个变成贪婪的恶狼，挖空了心思去挖大明的墙角。

如果说大明原本是一颗参天大树，那么这些特权阶层在咱眼中就是蛀虫，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啃噬大树的躯干，啃了快三百年，终于大树被蛀空了，摇摇欲坠，用不了多久就会轰然倒塌，这个比喻咱没比错吧。

既然这样的一群寄生虫只要存在就注定会腐朽江山社稷，那么咱为何要用国家的血液去养着，假设咱在这四川辟国甚至出川征战天下，然后侥幸得了这天下，咱还要眼睁睁的看着咱辛辛苦苦建立的王朝最后再被蛀空？

咱的治下允许特权阶级存在，想要彻底消灭这个阶级咱也知道不可能，但是该交税的都得交，甚至连咱都不例外！”

众家主大眼瞪小眼，完全听不懂冯恺最后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也交税？自己给自己交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那不是脱裤子放屁？

“诸位无需大惊小怪，一个国家也有国库和内库之分，国库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内库的内帑则是皇帝的私产。

大明的皇帝有多穷，咱不说诸位也知道，正德皇帝要建豹房，区区二三十万两银子就跟大臣们扯皮扯了大半年，最后还放出刘谨这条恶狗敛财，嘉靖皇帝为了炼丹成仙，这银子花的跟水一样，所以明知道严嵩是奸臣却依旧重用，只因为严嵩能压服全朝能给他弄银子，万历皇帝的矿监为何存在，天启皇帝为何要重用魏忠贤，说到底就是为了银子为了内帑罢了。

身为皇帝被银子给逼成这样，大明皇帝活的可真是够憋屈的，所以咱打算自己做生意，只要咱自己赚到银子，那么何必朝户部伸手，何必和大臣扯皮，还扯的浑身不痛快。

既然是做生意，那该咱交的税咱自己一文不少，咱都交，诸位跟咱说你们不交，他娘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胳膊比咱大腿还粗，是不是以为脖子比咱的刀硬？”

众家主听的这话自是不以为然，觉得冯恺是在把他们当傻逼。

冯恺若是成了皇帝，他自己做生意？开他么什么玩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给天下商贾树立一个形象罢了，让天下之商看看，皇帝都交商税，你们还敢废话？

真要有那心，把皇田的税一文不少的交了再说！

但是周德邦信，不是相信冯恺会交税，而是相信冯恺真特么的自己撸袖子做生意……

比如现在成都府里新开设没多久的凯旋银庄……

这凯旋银庄的大掌柜都是他送给冯恺的……

只不过银庄票号这玩意最主要的功能是方便商贾，可以凭借一张银票就能在异地以最小的息钱兑换到大量的现银，这是主要业务，次要业务才是通存通兑。

财不外露嘛，如果不是为了生意方便，谁愿意把大量的银子放在票号里面……

想想看，这凯旋归银庄只有成都一家，外地一个没有，这如何能方便商贾，方便不了商贾谁往里面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