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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统治机构，要那么多土地干嘛？收租啊？

丢不丢脸啊！

相对于收租，大乾更加在乎让大乾的绝大部分农民们成为自耕农，而不是佃户。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农民们有了土地，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自然是不会瞎搞事，如果农民们没有土地，自然也就不那么稳妥了。

这是老祖宗就知道的道理，后人不知道不可能，当然了，知道了后做不做，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楚行呢，他也知道这个道理，并且是做了。

具体措施很简单，那就是争取把大乾的农民都变成自耕农，不是什么佃户。

大乾成立之初，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其佃户的比例是相当大的，虽然具体的比例有多少大乾根本没有办法统计，但是根据税部统计上来的农业税数据来看，崇祯十三年年，全国范围内承担农业税的人一共有九百多人，一千万都还不到。

当然了，这九百多万人，也可以简单的认为是九百多万个家庭。

而当时的大乾王朝人口有多少，同样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大体估计是有一亿五千万人的，五人一个标准小家庭的话，大约是三千万个家庭。

三千多万个家庭里，只有九百多万个家庭缴纳了农业税，这意味着缴纳农业税的家庭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多。

而以税部的强悍，几乎不太可能存在大比里的有土地的人没有缴纳农业税。

换句话说，当年全国范围内，有大约两千多万个家庭，是没有缴纳农业税的。

不是他们偷税漏税，而是因为他们连土地都没有！

而哪怕是缴纳农业税的百分之三十多的人口里，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承担了百分之八十的农业税。

然后百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口，又是承担了百分之三十的农业税。

这一系列数据，都是说明了大乾统一之处，土地兼并是极其严重的！

但是到了现在的大同三年，全国范围内的纯自耕农，在全国农民里，占据的比例已经是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他们是不用租种私人地主的土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土地就能够生存的。

这一部分百分之五十，包括尚在以租代购期间，租种官府土地的人群，因为官府土地的地租，实际上和农业税是相当的，租种官府的土地，其缴纳的佃户可以认为是缴纳农业税了。

除了百分之五十的自耕农外，剩下的都是半自耕农，就是他们自身拥有少量土地，但是不够果腹，还得需要租种地主土地的人群。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农民家庭连一点土地都没有的，因为官府的以租代购令，是优先面向无地农民的，哪怕是当地的官田不够分了，但是也会以相对平均的方式分下去。

所以尽管目前依旧有半数的农民还需用租种地主的土地生存，但是他们自身却是一样拥有土地的，只是土地的数量不够多，不足以维持生活而已。

通过以租代购令，楚行不敢说让全国人民吃饱饭，但是他可以很骄傲的说，他让全国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拥有了土地，哪怕这些土地很少，但好歹是有啊！

翻遍历史，上下五千年，楚行可以很骄傲的说，从来没有那个王朝、皇帝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他做到了。

当然了，这种事吹一吹就好了，不能较真，比如在某些地区里，官田和皇田数量有限但是当地人口又多。

最后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分到土地，所以每人分到的土地都是极少的，极端一些的地方，一个五口之家所能够分到的土地，兴许就那么一两分的土地而已。

以当代的粮食亩产量来说，其所产出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还必须租种大量私人地主的土地。

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乾朝报上可以堂而皇之的宣城，大乾的每一个农民都能够做到耕有其田！

通过以租代购令，楚行初步解决的是有无问题，是不可能真正的让全国农民都拥有足够养活自己的土地的。

真正要想解决土地问题，楚行还得依靠一系列的鼓励屯垦措施，尤其是针对湖广两省、辽西、辽东、东北等东北地区的省份，还有南方的几个省份的开发！

这些移民屯垦的措施，其实才是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

毕竟绝大部分土地矛盾突出的地方，土地兼并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多地少。

毕竟地主和佃户之间，其实也是一种市场供求关系，当地的地多人少，地主为了找到足够多的佃户租种的土地，自然会在田租上优惠许多，因为找不到足够的佃户，这些地主反而还会亏本，因为官府可不管你这土地租出去了还是说抛荒了，但是每年的农业税都是会收的，而且数额是固定的。

大乾的农业税都是按照土地的分级、数量固定征收，并且还是采取阶梯式征收，基本上大地主如果想要保留大量土地的话，每年所需要交纳的农业税都是非常沉重的。

在一些人少地多的地方，其实很多的超级大地主收取的佃租也就刚好够交纳农业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