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无甚意义。

可他心中也是滞郁，听听那黄宗羲要说什么，甚至再听听袁枢直跟他怎么斗嘴，也算是一桩乐事。

大乾发展极快，对于人才的需求是极致的，所以修建国子监时，大乾不曾有半分懈怠，面积自然很大。

黄宗羲的讲堂在一座名为“文心楼”的大殿里，此外还有“格物楼”、“理工楼”等等。

“先前给诸位留下作业，让诸位研读在下先前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其中述及‘积重难返’之势，乃今日研讨之课题。”

讲堂是一座扇面阶梯状的厅堂，百多年轻人分坐在阶梯里，而一身儒衫，头戴明时方巾的黄宗羲则神采奕奕的站在厅堂最下方，倚着一面黑板给众人讲课。

“治国之道，岂是一群黄口小儿能妄言的？伪乾就是一群沐猴而冠的兽类！肤浅！”

袁枢气的直拂袖冷哼，不读圣贤书，不立正心术，就来研究这国政之学，怕不熏出一帮贪吝误国之辈？等等，误的是楚行的伪国，他又何苦生气？

自己若是动不动就生气，岂不是着了伪乾的道了。

勉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袁枢不发一言，就跟着文震孟曾躲在厅堂最上面的角落里，听着黄宗羲传遍整个厅堂的清晰嗓音。

黄宗羲发现了这二人的存在，但是却并未多言，就当他们是一般的旁听生。

黄宗羲虽然年轻，但是对于治国却有不素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明夷待访录》里提及，积重难返之害。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为：“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

所谓“明夷”是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

而其中的积重难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时候，只有贡、助、彻，也就是按田亩收实物税，到了魏晋，变为租和调，租是按田亩收粮食，调是按户收布帛，而到了唐时，又多出来庸，按人头收布帛或丝麻，赋税的租庸调体系成型。

唐时两税法改革，将庸和调并入到租里，而宋时不理会庸和调已经并入租里的历史，又开始收丁身钱米。

到了明时，一条鞭法将徭役摊银，并于田税，这也是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

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

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

其实，早些年黄宗羲著述这本书的目的，其实跟传统的文人一样，搞得是托古改制，就是描述我们老祖宗如何厉害厉害，我们是不是要跟老祖宗学习啊。

其实也是在改革的基础上，穿上一身古老的外衣罢了。

可是他来到大乾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里一切都是新的，大家根本不需要这么玩，这让黄宗羲完全放飞自我。

甚至于主动在教室里，给学生下发作业，就是让他们寻找自己这本书的漏洞，并且完善他。

“愚虽然发现这积重难返之症，但具体如何医治，却只有肤浅之策，所以留下作业，让尔等各抒己见。”

在原本的历史里，此时的黄宗羲应在金陵参加张溥召集的金陵大会，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

因为大乾提出的诸多策略，完美的迎合了他的内心思想，使得他心生敬仰，诸如大乾提出，以民生为本的思想，几乎与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念如出一辙。

而大乾国主在救民主义提出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名师说到了黄宗羲的心坎里。

所以黄宗羲这个年轻人，义无反顾投身于大乾的阵营，并快速走上朝堂，走向了学问派。

而彼时，这些年楚行也没闲着，在楚冯氏的帮衬下，对于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创造出了类似于资本论一样的见解，并在救民主义之中进行了阐释和描述，黄宗羲研读之后，大呼痛快，并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已经学有所成。

可以说是，大乾救民主义的新的理论派开拓人。

他在理论上，某些领域已经接近楚行对于治国的理解，甚至于青出于蓝，在国子监任这文心楼的楼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眼光来剖析历史，所讲内容被学生们视为“帝王之术”，每次开课，整个书院大半学生都会跑来听。

“秦何以一统六国”、“华夏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西域于华夏之要义”、“前明帝王成败”、“钱法三千年”、“丞相内阁之衍”、“州县兵政变迁”，一听这些题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听到的治政密学，再隐秘不过的帝王之术，黄宗羲却是堂而皇之地在国子监开讲。

虽然内容还不怎么深入，观点也不成体系，但以实为基，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