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朝对待“邪教”的态度大致相似，只是有宽严之分。从秦代起，即有妖书妖言罪。唐时，制造、传播、私有妖书妖言皆有罪，处以绞刑、流放、徒刑、杖刑不等。明朝对于妖书妖言罪加重为“皆斩”。清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

宋代民间宗教活动增多，政府也逐渐重视对“邪教”的处置。首先命令地方政府严格查处，如不能发觉者，予以重谴，知而不举，与同罪。另外对能举报者给予奖励。同时，因许多秘密宗教都是借迎神赛会之机进行宗教活动，对民间结社行为严格控制，并且广泛打击淫祀。另一方面，政府加强宣传活动，多次令地方官出榜晓谕，自首者原罪，限满不首者许诸色人等告。

元代基本沿用了之前的政策，实行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其集众祠祷者，禁之。”另外，对集会行为也严加控制，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甚至连民间祈神赛社活动也遭禁止。

明代一沿前例，禁妖书妖言左道等，由于民间秘密宗教活动转盛，又有元朝灭亡的前车之鉴，明代新设了师巫邪术罪，禁止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乃至一应左道异端之术，并且禁止“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除了对教中主要分子加以重罚外，还收缴经书，焚毁经版，拆毁淫祠，销毁偶像（包括教主坟墓），没收教产等等。

清代为民间秘密宗教最盛的朝代，政府的态度也最为严厉，从清代档案中留下的大量关于“教案”的记载就可见一斑。并且，《大清律》特设“兴立邪教罪”，处罚颇严。一方面，清朝政府严格查处邪教，几乎每个皇帝都曾多次下谕令地方严防严查。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普遍进行宣传，嘉庆帝甚至专门撰写了《御制邪教说》晓谕天下。一些地方官意识到“邪教”的严重性，也努力设法整治。例如黄育楩作成《破邪详辩》一书，详细批驳“邪教”之非，将其印刷装订分发。

除了逮捕“邪教”主要分子，政府还使用许多其他手段。

其一，沿袭前朝制度，禁止私立寺观，私度僧尼，但是此时的秘密宗教通常都让信徒保持世俗生活，因此此条的约束力就很小了。

其二，禁毁邪教经卷。

其三，禁淫祀。淫祀中的神灵多有与邪教相通者，因此对淫祀的禁止也部分打击了邪教。

其四，严格监控教首家族或邪教重要分子。因为教首家族遭打击后，失去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因此还活着的家族成员往往图谋复教。一些在传教活动中获得利益的重要分子，也会利用教首家族的影响号召曾经的教众。

但是，清代的地方官员并不总是致力于查处“邪教”。由于种种原因，在面对“邪教”问题时他们存在着很多顾虑。有些时候他们为了避免任内出现不良事件，显得教化无方，即使发现“邪教”问题也隐瞒不报，或者加以很轻的处罚，放任自流。

另外，如果有人告发就严密排查的话，一方面因循之习让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并未查出任何结果，会落得扰民的罪名，或者因查处太严，激成教徒暴动。地方官在“邪教”问题上的角色实际上是很尴尬的，怀柔政策可能被指责办事不力，而严酷镇压又可能承担激起民变的责任。

华夏历史上的“邪教”概念晚于“邪教”事实出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邪教”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虽然历朝法规都对类似的行为做出了禁令，但“邪教”与宗教之间的界限仍不明晰。普通的民间宗教可能在某一情形下很快地转化为“邪教”，集结起来进行反政府的行为。因此历朝历代对民间宗教都抱着警惕的态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认定“邪教”的标准不同。这可能源于每一时代“邪教”具有的共性。但是由于“邪教”与宗教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在处置具体事件时，常常由于君主或官员的个人原因，将普通民间宗教上升为“邪教”来处理，或将“邪教”作为普通民间宗教而不加处理。而君主或官员自身也处于两难的境地，既恐惧不加处置，民间宗教最终转化为反政府力量，又担心处理过严，反而激起教徒暴乱。

华夏的民众向来是多神信仰，没有“异端”思想，因此常常崇奉各种不同的神灵，包括官方承认的神灵与“淫祀”，这也使得“邪教”活动不容易区分于一般的崇拜活动如迎神赛会，烧香拜神等，增加了“邪教”活动的隐蔽性，也颇有进行一般的崇拜活动者被株连。不信教的民众对“邪教”的态度，通常是冷漠的旁观者，因为举报者容易牵连自身，而乡土社会的结构也抑制了这种举报行为。

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利用政府对“邪教”的方针挟嫌报复的诬告者。因为“邪教”具有一些与民间信仰的共同行为，例如吃斋念经，烧香拜佛等，所以进行这一指控非常容易。

总而言之，在华夏历史上，“邪教”对当时的政权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过大规模的以宗教组织起来的武装暴乱。这一类的行为曾经颠覆了多个政权。而“邪教”虽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是与正常信仰活动之间却没有截然的分界，这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