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知道了，平静地给我做着晚饭。

警察敲门，他淡然地开门，没有任何反抗，只是平静地接受命运。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好奇地跟过去看，“哥，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叔叔来？”

带头的警察有些意外，“这位是……你妹妹？”

“哦，她说学校饭菜不太好吃，晚饭都在家吃的。”哥哥应对自如，竟给我一种他们这么多人上楼是来喊他出去吃饭喝酒的错觉。为首的警察点了点头，笑着来到我面前，“是这样的，你哥哥正好是一个车祸现场的目击者，我们顺道来请他去做个笔录，不是要紧事。”

我眨了眨眼。哥哥回头看了我一眼，语气略带恳求：“警察同志，能让我跟我妹妹说几句话吗？”

警察后退一步，同意了。

他微微屈膝，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莎莎，我得跟他们去一趟，顺便明天我得出差，你这几天好好照顾自己。锅里的汤还要再煮二十分钟，你待会儿记得关火，时间再紧也要吃晚饭。埋头做作业到两三点是不好的，要保证休息……”他的眼眶渐渐充血，“……呃，如果天气很闷，记得先把衣服收进来。姑父姑妈人不坏，但我们对他们来说毕竟是累赘，你不要恨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哥哥考过的大学，替哥哥读大学。工作以后，记得报答姑父姑妈，然后找个很好的丈夫，一辈子幸福下去。”

我一惊，抓住他的手臂，“哥，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懂。不是出差吗？怎么扯那么远？”

我打心底里希望，他说的是真的，警察说的也是真的，他只是要去帮忙做笔录，他只是要出差。

他却苦笑起来，拍了拍我的手，强行把它拿开，一如既往的笑容带着我读不懂的沧桑：“对不起，哥做了坏事，要去接受惩罚了。莎莎，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

他把警察留给我的最后的温柔，在我的面前亲手打破。

可就算他现在不说，其实我也能想明白——

熊浩然□□了嫂子。

熊浩然死了。

我哥不是去帮忙做笔录，他是被抓了。

我只是不愿意面对。

疯了似地抓着他的手，拼命阻止警察把他带走，“你们凭什么带走我哥！我哥没错！该死的是熊浩然，是他！他杀了我嫂子，凭什么，凭什么我嫂子就得死，他就活得好好的！不要带走我哥，你们不准带走他！……”

我被警察抓住手臂，强行拖开，只记得手臂很疼，疼得抓不住他的手。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哥跟着一群身穿警服的人离开。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除了哭，什么都做不到。

我嫂子没了。我哥，也要没了。我就这么，再一次被世界抛弃了。

我把拉开我的警察当作发泄对象，十六岁读高二的小女孩的拳头，并不疼人。

哭累了，揍累了，我摔坐在地上。被我揍的警察站在我的身边，冷漠的声音从我头顶落下：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哥这样，自己去捍卫所谓的正义。那整个社会，到底该以谁的准则来衡量正义？熊浩然犯了法，应该由法律去制裁他，而不是你哥。”

“那你们倒是抓他啊！为什么不抓他？为什么要抓我哥？”

“你也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一定能得到法律的惩处。但尽可能地抓住这些人，也正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他蹲在我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巾递给我。

“给你哥找个律师吧，好一点的，少判一年是一年。”

那时我并不懂得道理，我只是恨着他们，恨他们不抓坏人，却偏偏把我哥抓了。我拍开了那张纸巾，它掉在地上，被我践踏。

但我哥，仿佛并不想再活下去。他认罪特别快，拒绝了我给他找律师的请求并且拒绝与我会见，甚至坚决拒绝法律援助律师替他进行减罪辩护，还在法庭上表现出极为恶劣的态度，世间对他的报道，都是十恶不赦的模样。

杀人犯法我明白，我只是，一直无法坦然接受明明是受害者的我们需要承受那么多。那时候我是多么的恨法律相关的一切啊，在偏激的我眼里，它什么都没有维护，它根本不可能伸张正义。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我恨的，只是我哥的消极。

法律赋予他的申诉机会他没有用，在衡量他的罪过时疯狂地把天平向着不要命的方向倾斜。很久之后给他辩护的律师跟我说，他的这些行为导致量刑比律师预估的偏重许多。可他在做出那样的决定的时候没有跟律师打招呼，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只是一味地拒绝与我见面，仿佛只是单纯地希望与我划清界限。

他这样的操作带来的后果就是法院给他判了无期徒刑。他没有上诉。

当时我想，好歹也是活着，总比死刑好。

我忍下同学的白眼和回避，浑浑噩噩度过高二和高三，考上了一间普普通通的二本院校。我提出探视申请，被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直到大二，我没有再见过他一面。

大二那年的十月，我接到监狱打来电话，说是我哥病重，说不准要见最后一面。我向学院请假，把手头的钱全拿去买机票，以最快速度回到老家，却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