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军府食物链最底端的赵常吉，在北方狠狠爽了一把。

江月林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听赵士桢的先把百姓分开，卫下旗军几十个上百人的往周边卫所带，划出地方各处施粥，进度倒是比他想象中要快的多，仅仅半日就分走两万余人。

关了几个不愿离开关防，企图率民叫嚣的无赖子，其他百姓即使有些义愤，带到各千户所管辖地的粥棚也就不想那么多了。

赵常吉继承自陈沐的民本思想，让江月林给卫官下令，让旗军采木为百姓建庐舍、构篝火、施粥棚，谁还会去管为旁人而起的义愤。

书信送入京师再传回，张居正那自然责无旁贷，不但给赵士桢押送银两路途上便宜行事这样说大可大说小可小的权力，更是专门在信中着重让他该下手时不要手软。

神中年可比赵士桢这书生要心狠的多，这般节骨眼，谁敢激民乱谁就是帝国首辅的生死大敌。

徐爵就有意思了，他对这种事提不起心劲，赵士桢在信里说的再危言耸听也没用。

人家派来个掌管稽查的锦衣千户，就一句话，让赵士桢传封信给南洋军府，明年过年灯市借陈帅家宅子使半个月。

赵士桢起先琢磨自己不能替陈沐做决定，然后才琢磨过味道，虽说陈沐在京师的宅邸每年过年都空着租赁出去，灯市有时一日便是百两，但徐爵可能并不是真想借陈沐宅子。

他是想告诉自己，自己不是陈帅，只是陈帅幕僚，不配写信求他办事。

别管他什么目的，只要把人派来，赵士桢就一点儿都不委屈，事能办成就好，他在京师的脸面重要吗？

一点儿都不重要，咱的根底在南洋！

一辈子都来不了京师几次，想那些做什么。

灾民一走，道路一开，锦衣千户先行，数十骑锦衣卫与中官洒出去，不做别的，寻各县县尊登门，能捣腾出县令黑账的就先弄县令黑账，弄出县令黑账的就去查该县粮商。

一两天功夫沿途各县、驿所统统备好粮食，每隔十里必有粥棚，一路穿过宣府直抵大同。

等赵士桢到大同，随行除十三万两白银外还有七万余石粮食。

多出来的都是查抄所得，不光是赵士桢查抄，宣府巡抚吴兑也在和他干一样的事，赵士桢的旁门左道刚好帮了吴兑大忙。

毕竟哪怕吴兑是巡抚，他也没有锦衣卫。

比起巡抚，很多人其实对锦衣卫总旗要害怕得多，尤其当这个总旗掌管稽查时。

等赵士桢进宣府，吴兑一封调令，江月林那边开始命旗军沿途护送，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的百姓陆续返回乡里，每隔十里一个粥棚，也能安定民心。

起初赵士桢还有点歪心思，琢磨着山西闹灾，是不是可以让部分灾民到新明去，他们既然都已经背井离乡，何不再走得远一些。

就陈沐所说新明所能容纳人口远超现今杨兆龙手底下那两三千人，几千人放到新明岛上根本不显。

他却没有料到这些正经进士出身的文人，在治政上究竟有多大能耐，天灾？

“哈哈哈！常吉不愧为陈帅部下幕僚，赈灾最难的事情，已经被你做好了！”

粥棚道旁，携官吏随行的吴兑发出爽朗笑声，他迎着赵士桢的押银队而来，道：“赈灾所难，唯在得人、审户，如今各县百姓已被常吉分出，后面的事就交给老夫与大同巡抚范溪先生即可。”

宣府大同已连成一片，大同堵西面，百姓向东成为流民，路上设卡，盘查丁口，用吴兑的话说，是此次闹灾波及甚广，一县之地养不活人，需要让流民走食。

一来一往，就能给大同诸县足够时间准备赈灾。

“大同昨日已派人加急传信，那边诸县官府已准备好接应流民，当地稍贫的百姓赈贷、更贫的百姓赈钱，这些被迫离乡的百姓为最贫，赈米。”

“各县官府向大户、粮商借钱购米，闹灾诸县粮价已经平息，不必似常吉般行权宜之法，粮商大户也是百姓啊。”

其实在吴兑看来，赵士桢没有系统赈灾方法，仅以酷烈手段行非常之事，甚至有目的地破门抓捕引诱粮商犯法，强征取粮——这是绝对的懒政。

“如今朝廷下拨赈灾银两一到，大同宣府之地可兴修水利、贷牛种以资百姓助赈，剩下的就都不是大事了。”吴兑这些天累坏了，走访治下诸县，摇头道：“灾时宣大已传下律令，禁百姓绝种捕鱼、禁抢劫偷盗、禁妨碍市场、禁哄抬物价、禁宰杀耕牛、禁劝人出家做僧尼。”

“各地军兵都在调度，各县囚徒都被放出煮粥做棺，病愈的贫民需汤米、患病的贫民需医药、垂死的贫民需要稠粥、遗弃小儿需收养，这场大灾，能过去！”

赵士桢听吴兑仔细地将赈灾手段分门别类地讲完，当即拱手致谢，他很清楚吴兑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

吴兑是在教他作为一省督抚应当如何赈灾，不是以他那种非常手段，而是更加‘正统、科学’的赈灾手段，既不是朝廷漫无目的拨款洒银、也不是对受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