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黄原地区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时代在变做法也在变，前些年还在批判，现在又变成了表彰，尽管原西县有些领导并不乐意，却也不能逆大势而行。

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原西县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事儿可是把徐治功给难住了，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他和刘根民两个扳着手指头把公社所有村子挨个数了过去，结果还找不出来一个，倒不是说石圪节公社真就没有能赚到五千块的人，比如双水村的金富肯定有这么多钱，但这些钱是他在外面当小偷偷的。

且不说把这样的人推成冒尖户，县里会不会扒了他徐治功的皮，就算是金富恐怕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有这么多钱吧？

于是徐治功和刘根民只好将希望寄托到了孙少安身上，听了徐治功的来意后，孙少安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

徐治功和刘根民也算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他们开发了新的计算方式，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尤其是那台刚到的制砖机，他给当成了新机器估价，总算是凑够了五千块。

孙少安并不想当这个冒尖户，他知道自己够不着标准，但秀莲可是看上了那台缝纫机，再加上刘根民之前帮了他好几次忙，实在是推不过去，只好同意参加。

孙少安第一次住进了县招待所，享受着带有沙发的高级客房，孙少安心虚的不行，除了开会就待在房子里，不肯上街，他觉得县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假的。

和他一个房间的是柳岔公社的胡永合，这是个真冒尖户，搞长途运输发了财，这时候可是讲究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搞运输能赚大钱，但风险也多。

随着和胡永合等人的接触，孙少安渐渐升腾起了雄心壮志，他打定主意，等回去就甩开膀子干，和少平好好商量下，多雇上几个人，把砖厂搞大些，少平这回出去见了市面，主意多着咧，他肯定有好办法。

想到这儿，少安哑然失笑，往常都是他帮着这个弟弟，现在自己遇到事儿，反过来倒要向弟弟求助了，这既让他感到欣慰又散发出一阵儿淡淡地失落感。

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夸富”大游行开始了，“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跟在乐队后面，由县上的领导牵着马，浩浩荡荡从大街上走过，在后面是卡车拉的缝纫机，这是给他们的奖励。

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

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开完会回到家里，少安就迫不及待的和沈隆说起了自己的打算，沈隆肯定是举双手赞成，“哥，你想的对着咧，我看啊，以后几十年都是生意人风光咧。”日后马爸爸他们是什么样的风光？一般的高官都比不了。

“现在有了制砖机，砖坯做得快了，可以多弄几个砖窑，我到时候帮你修好。”沈隆细细给他谋划着未来的布局，少安能力不缺，就是经验少了点，眼界稍微狭窄了点，不过这都不是问题，还有他呢。

“雇人的话不用担心，虽然现在政策还有点不清晰，不过咱这砖厂用不了多少人，只要不超过八个就没事儿。”这是经济学家研究文献得出来的结论，大名鼎鼎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就因为这个栽了跟头，不过过些年就会放开，“该雇谁不雇谁，这个得想清楚了，尽可能找知根知底、踏实肯干的，免得麻烦。”

“这个我知道，我也当过生产队长咧。”少安还是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我心里已经想好要请谁帮忙了。”都是村里乡亲，说雇佣不好听。

“嗯，你还得找个起码读过高中的，帮你操弄制砖机；莫看你现在一个人还忙得过来，等将来生意做大了，你就不能守在机器跟前，你得出去跑生意，想办法把砖卖到更远的地方……这才是你该干的活儿。”沈隆提醒道，从私人作坊到工厂，孙少安的身份也要进行转变。

从一名普通工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