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别的原因?

……

许多年前，瓦兰德就认识到，一名警察必须具备的多种美德之一就是对自己有耐心。

总有那么几天，什么也没发生，调查陷入僵局，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当时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直到出现解决问题的办法。

警察很容易失去耐心。

他们可以工作得很快，而且有极大的热情，但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日子里，他们决不能失去耐心。

两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在表面上没有。瓦兰德和他的同事们在各种档案中越挖越深，像动物在黑暗中挖掘地下通道一样在地下室中搜寻。

他们偶尔会在喝咖啡的时候碰面，汇报一下进展情况，然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小藏身处。

在警察局外面，天气似乎拿不定主意是冬天，还是春天。

一天，天气很冷，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第二天，天气又转暖了，从波罗的海飘来了无情的雨水。

12月6日早上9点过几分，瓦兰德超负荷工作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他吓了一跳，拿起了话筒。

一开始他认不出那声音。

它属于一个女人，她说话带着很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口音。

然后他意识到和他说话的人是他最近见过的人。

这是卡特娅·布隆伯格。

“我一直在想，”她说。

“想啊想啊，从我跟你说话开始。然后我读到关于失踪人口的报道。就在这时，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阁楼上的箱子。”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把从祖父母那里继承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老箱子里。”

“他们死后它就一直放在阁楼上。

我想我认出了路德维格·汉森这个名字：他们偷的是他的房子。

然后我又看了看那个旧箱子。

我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做了。

里面的一个盒子里有很多日记。

或者我应该称它们为年鉴。

它们属于路德维格·汉森。我觉得你应该看看这些东西。”

“日历?”

“他记下了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他记下了他要付的东西的价格。但他也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什么东西?“

“关于他的家人和朋友，还有那些来看他的人。”瓦兰德开始感兴趣了。

“所以他在战争年代保存了这些年鉴，是吗?”

“是的。”

“我当然想看看。最好是及时。”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马上打电话过去。”

一小时后，卡特娅·布隆伯格又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抽烟了。

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旧木箱。

盒子里装着黑皮封面的年鉴。

年份用金字印在每张报纸的封面上。

路德维格·汉森在扉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四本年鉴，日期分别是1941年、1942年、1943年和1944年。

盒子里还有一些旧钞票。

瓦兰德戴上眼镜，开始翻阅年鉴。

他从1941年的那个开始，把其余的都做完了。

果然，书中有关于播种和收割的信息，有一台坏掉的犁，还有一匹“在9月12日神秘死亡”的马。

有关于奶牛和牛奶量、屠宰猪和出售鸡蛋的记录。

路德维格·汉森偶尔会记录下极端温度。

1943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冷得像地狱”，而1942年7月又干燥得让汉森“对收获感到绝望”。

瓦兰德阅读。

他指出，人们庆祝各种各样的生日，偶尔也会有“痛苦”或“太长”的葬礼。

卡特雅一直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瓦兰德继续翻阅最后一本年鉴，1944年的那本，但他并不觉得自己与路德维格·汉森更熟了;他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说明骨骼发现的细节。

但他突然在写1944年5月12日的条目时停了下来。

汉森曾指出，“爱沙尼亚人已经来了。

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儿子。卡琳，埃尔莫和伊瓦尔·皮拉克，已经预支了。”

瓦兰德皱起了眉头。

这些爱沙尼亚人是谁?

提前付了多少钱，为什么?

他继续慢慢地读着。

8月14日的另一张票据上写道:“再次按时付款。爱沙尼亚人和蔼可亲，不惹麻烦。好生意。”

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生意?

他继续阅读。

直到11月20日才出现了另一张纸币——

也是最后一张。

“他们都离开了，住宿一团糟。”

瓦兰德把盒子里的活页文件翻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我需要保存这些年鉴，”他说。

“当然，你可以拿回那个盒子。”

“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卡佳·布隆贝格问道。

“也许。1944年，一个爱沙尼亚家庭似乎曾住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