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策划者具有超强的专业知识，运作的规模那是相当庞大、骇人听闻，周期较长、旷日持久，投入的资金额高得令人咋舌、目瞪口呆，其公开的身份很可能是有头有脸、呼风唤雨、威风八面的人物。

也许是商界呼风唤雨、只手遮天的大佬，也许是政界手眼通天、权倾朝野的要人，表面上风光无限、道貌岸然，背后却干着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男盗女娼。

三是，策划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统的资深大佬，或者跟银行的关系铁得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说不定在银行里有自己的内线，能随时随地获取重要机密、价值连城的信息，为诈骗行动提供方便快捷、畅通无阻的便利条件。

正如李逸尘所预料的那样，这回他算是出了大名，不过这可不是啥值得吹嘘、趾高气扬的好事儿，简直是“黑红”到姥姥家、八辈子祖宗那儿去了！

走在街上都被人指指点点、戳脊梁骨，背后议论纷纷、说三道四，那压力大得能把人压成肉饼、碾成齑粉，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简直就是泰山压顶。

也正如侦查员所预料的，受害的农民这下可出了大乱子，真是让人头大如斗、焦头烂额、一个头两个大。

农民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一下子打了水漂，那叫一个呼天抢地、哭爹喊娘、撕心裂肺，欲哭无泪，心都碎成了渣渣，肝肠寸断。

而李逸尘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如同酷刑折磨般的审查，就像过五关斩六将、九死一生，终于被允许离开安河市的时候，却又搞出了让人意想不到、大跌眼镜的幺蛾子。

他跑到安河电视台软磨硬泡，那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冒烟儿了，心里想着：“我今儿个说啥也得把这录像资料弄到手，管他啥规矩不规矩的！”

非要复制一套报道云阳公司骗局的录像资料。 这个举动自然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警惕和密切关注，要求李逸尘赶紧麻溜地给出合理的解释，别想蒙混过关、瞒天过海。

李逸尘倒是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说道：“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对于这种因为丑闻而出名的事儿我也没啥好说的，只能怪自己没本事，点儿背不能怨社会。

这个教训或许会影响我的一生，一辈子都忘不了，刻骨铭心，而教训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我差不多收集了《安河日报》所有跟这个事件有关的报道，更希望能保存一份录像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来说，不管是用于文学创作还是将来写个人回忆录，那都是宝藏级别的存在，具有特别重要的保存价值。”

他心里暗自嘀咕：“哼，你们爱咋想咋想，反正这资料我要定了！”

李逸尘根本不在意专案组是怎么想的，在电视台那是苦苦恳求了两天两夜，简直是死缠烂打、死皮赖脸，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心里一个劲儿地较着劲：“我就不信搞不定这事儿！”

总算复制到了录像资料，这股子执着劲儿也是没谁了，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九条龙都拽不走。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李逸尘回到了龙谷堆。

想当初，他是和刘东阳一起坐着卡车雄赳赳气昂昂、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地去安河的，车上装满了设备、原料、样品，那场面真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浩浩荡荡。

可如今回到龙谷堆的时候，啥都没剩下，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的提箱里就只有十几张皱巴巴、破破烂烂的报纸和一盘录像带，这就是他全部的可怜兮兮、寒酸至极的家当，惨不忍睹啊！

那感觉就像从云端一下子摔到了无底深渊、万劫不复，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回到龙谷堆，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活费从哪儿来。

还好，报社的几位同事和当地的一些写诗的朋友来看望他，这个慷慨大方地给一百，那个豪爽仗义地留五十，暂时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这可真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接着，李逸尘拜托朋友把夏木楚那台价值一万多龙腾币的高档奢华音响以八千龙腾币的低价给卖了，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剩下的钱够他勉强维持生活一阵子了。

从这以后，他就闭门不出，整天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个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宅男”。

房间里阴暗潮湿、霉气冲天，弥漫着一股沉闷压抑、令人窒息的气息，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角色，而是完完全全回归了他自己。

现在，他能够心平气和、平心静气地在脑子里梳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冷静地反思自己：“我咋就这么倒霉，掉进了这大坑里！”去提炼一种原本就属于他但一直被他忽略的东西。

如今他开始意识到这种东西的珍贵，那是一个生命的支撑点，是最本质、最原始的存在。 窗外的世界已经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初春，鸟儿欢快地歌唱，花儿尽情地绽放，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花团锦簇的景象。

可他的心态却如同暮色残秋，萧瑟凄凉、荒芜衰败，一片死气沉沉，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