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也还罢了。
可若是民间用不到这么多银子，那会是什么情况？
俩位应该知道钱也是有贵贱，前朝宋时就有过。”
魏广德开口说道。
魏广德说的贵贱，在后世说的起身就是物价，一文钱在古代的购买力，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
北宋政治清明、人口激增，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产值总量占据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繁荣的商品经济市场离不开货币的大量流动，所以宋朝自然成为我国古代铸币的高峰期，各种年号的宝文钱前后多达43种，年均铸币量更是唐朝的20倍，堪称历朝之冠。
北宋王朝的一百多年间，国家平均每年铸造货币超过一百万贯，鼎盛时达到惊人的五百万贯，经济的发达程度可见一斑。
诡异的是，在市场经济和铸币业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北宋却深受“钱荒”之苦，时常陷入货币短缺、百货不通的窘境。
纵观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钱荒”的现象至晚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只是由于两宋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这一经济学现象才被无限放大。
海外贸易高度繁荣、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赋税制度上的深刻改革，其实都涉及到货币危机，只不过中国古代一直没有把这门学问搞明白。
对于宋朝来说，“钱荒”出现很是突兀，又是前所未有、头遭经历的，缺少前人的经验和预警，全靠自己一步步摸索，货币危机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初始，经济发展和铜钱铸造量匹配，此时宋朝经济空前发展，百业兴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此时的宋朝物价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日子是过的相当好的。
可惜，随着经济发展，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铜贵钱贱”，铸造出来的一文钱耗用的铜料价格比铜器价格便宜，于是有不少精明的商人偷偷销毁钱币，熔制成更值钱的铜器出售，从而赚取暴利。
根据宋朝保留下来的文档，销熔十枚铜钱就能得到一两精铜，制成的器皿价格是原来的五倍之多。
后来国家实施“铜禁”政策，铜矿资源更为稀缺，利润又涨到了十倍有余。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民间涌现出大批效仿者，不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平头百姓，都养成了“藏钱”的习惯，宁愿堆在家里攒灰生锈，也不愿意拿到市场上用。
就连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
铜钱的价值比它的原料价值还低，大量货币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失掉了，从货币变成货物，流向了铜质器皿市场。
同时，宋朝所铸铜钱还大量流入境外，也是促成北宋出现“钱荒”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边境海关每天都有大量富商巨贾进进出出，出则满载成车成船的货币，归则带回大量塞外、海外的商品。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量的北宋铜钱流向周边四夷，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自然就不够用了。
不论是北边的契丹、女真、西夏、高丽，还是西南的大理、吐蕃，大大小小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在使用宋币进行商品交易。
这就好比后世的美元和人民币，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广泛流通，正是因为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繁荣之故。
虽然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律法限制货币外流，但还是屡禁不止，这就是为什么不论官坊铸造多少铜板都不够用的原因。
民间钱荒，自然铜钱的购买力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物价上涨。
包括李覯、王安石等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北宋“钱荒”乱象的祸根，本质上源于铜币的面值低于实际价值。
从这个症结入手，北宋先后进行了多次货币改革，主要进行了两个方向的尝试：一是降低货币的原料价值，二是提高货币的面值。
北宋朝廷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在铜币的质量上做文章。
比如在铜币中掺杂其他金属，《宋史》记载，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许申曾向朝廷建议，将铁与铜混铸，以减少货币中铜的含量。
一枚铜钱可用三分铜、六分铁，剩余一分掺杂铅、锡等便宜金属。
没想到投入生产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方法成功率太低，耗时一个多月才造出来一万枚，铸币工人苦不堪言，这种方案也宣告失败。
后来就是减少小钱的铸造量，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铁钱等。
其实，北宋宰相蔡京对这一思路加以改进，采用黑锡和白锡掺杂在铜液中，制成“夹锡钱”在陕西一带推行。
但随着蔡京被罢免，这种刚刚流通了两年的新币也被朝廷废除。
与第一种方法相比，增加货币面值无疑是更加科学有效的法子。
果然，“折二钱”普及后不久，东南一带的“钱荒”危机终于开始缓解，不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平民百姓，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甜头。
此后，每当宋廷遇到“钱荒”，都会沿用这一方法，陆续推出了折三钱、折十钱等，直至后来首次发行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比欧洲领先了近三百年。
虽然交子的出现，在后世人看来是一场变革，很先进的变革，但在当时其实也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