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北方各省推行此法非常少，其中缘由自然是官绅地主势力太过强大，地方官员很难顺利实施下去。

“在内阁，葛尚书就列举北直隶、山东等地的实际情况，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而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匀。

新法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致使百姓放弃田土，以避差役，黄河以南，太行山东西，土地贫瘠正赋已无力交纳，岂能再加以重役。”

陈以勤只是皱着眉述说今日之事，却没有表露出自己的立场。

其实这也不意外，作为内阁阁臣，他的表态事关重大，不会轻易显露。

“山东确实有数府实行‘一条鞭法’，也确实闹出一些民乱，不过地方上处置得当，已经没多大事儿了。”

殷士谵是山东人，和家人书信往来自然也知道一些消息。

“葛尚书的意思是要恢复国朝初期的制度？”

魏广德开口问道。

陈以勤点点头，“葛尚书言，国初征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和石数价值，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瞭然，其法甚便。

近年定为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开每亩该银若干，致使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

应命查复旧规，其一条鞭等法悉为停罢，以使税额均而征派便。”

“江西大多实现此法，并无太多弊端。”

魏广德只是淡淡开口，殷士谵家里什么情况魏广德不太清楚，说到山东，自然殷士谵比较有发言权。

要是直言反对葛守礼之言，魏广德也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得罪殷士谵。

不过魏广德心里清楚，“一条鞭法”虽然最终没能在大明朝实施下去，可是在之后的王朝，最终还是被强力做下去了，这也说明此法当不坏。

存在即合理，既然连续两朝都推行，那说明必然有过人之处。

“现在江西还是在用‘一条鞭法’？”

殷士谵反问道，魏广德一时语结。

说起“一条鞭法”，大明朝堂从皇帝到百官上对此法极为推崇，因为明初制定的赋役制度极为复杂，把赋和役分开征收，极易导致地方豪强以此欺瞒百姓，导致摊牌不均。

而且，“一条鞭法”也符合朱元璋立法之意：律法要修改的简洁明了，能让百姓一看就懂，避免让有些贪官钻了法律的空子借此欺骗百姓。

但是到了地方，因为南橘北枳的原因，确实也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一条鞭法”起于江南，所以在江南地区实施范围较大，不过也因为地方官员变化，执行也是断断续续，因为朝廷虽然倡导但并未强硬要求执行。

所以殷士谵问魏广德江西现状，魏广德还真就答不上来。

关于“一条鞭法”，魏广德也思考过，不过其中很多难题他觉得无解，所以并没有明确的立场，选择支持或者反对。

主要是此法虽然简化了税收种类，但是本质上并不会减轻百姓受到苛捐杂税的影响，只不过因为把大部分税收摊到土地里，百姓无地或者地少，所以会少交点税银。

但是别忘了，被百姓诟病的苛捐杂税也是要并在“一条鞭法”里征收的，税收混在一起，更容易地方官员往里面添加私货。

而且，知道清朝雍正皇帝的土地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就是“火耗”，这东西差点动摇王朝根基。

而火耗问题，实际上现在大明朝堂上下都还未意识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一条鞭法”本就没有全面推广，很多问题其实单靠各地的试行根本就觉察不到。

火耗是因税法规定纳银，而银两熔铸过程就产生了所谓“火耗”。

熔铸碎银的实际火耗为平均每两一至二分，即百分之一二，但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每两达二至三钱，有时甚至更多。

由此火耗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的手段，也成为纳税人沉重的负担。

至于还有地方官商勾结搞出来的“银贵谷贱”等剥削、压榨百姓的法子，那就更是奇多。

魏广德至今还记得以前语文课上的一篇课文，说的就是江南百姓在粮食丰收后，用木船载着大米前往市镇销售，算着按往年的粮价在缴税和交纳地租后还能剩多少。

还在幻想添置什么东西的时候消息传来，粮价因为丰收大跌，最后一算账，交完税和地租手上也剩不了几个钱，似乎和往年并无太大差异。

这些，魏广德都极有印象。

只能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很难说好和坏，对与错。

至于魏广德并不像张居正那么热衷于研究此法，主要就是因此。

大明白银不多，这开海的旨意都没下发，大明帝国还远未成为白银帝国，要是推广“一条鞭法”，白银价格还不知道暴涨到何等程度，百姓怕是更加困苦不堪，难道要收大量铜钱，再把这些铜钱运往京师？

怕是到时地方上经济就死了，老百姓手里，最多的其实还是铜钱。

以现在的银价，一两银子换好钱九百到一千，而劣钱则要一千二甚至更多。

地方全部按照白银征收的话，银价怕是涨一半都是轻的，而这部分损失只会被地方官员扣到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