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时候，换了两人来审问周树海，“周树海，把密码本交出来，特务的来信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树海说，“两位领导，真的没什么意思，我跟这个给我写信的何光邦就在一起待了三天时间，他后来去了广州，我们通过两封信，好几年都没联系了，谁想到他跑到香港去了，还给我写信。”

“一派胡言！”审讯员生气地说，“这不都已经讲了要来跟你接头的人，他明明就是叛逃投敌分子，在跟你联系，布置下一步的行动。”

周树海讲，“领导，他是不是叛逃我真的不知道，我从到了辛屯，就只收到过一次从国外寄来的信，就是这封，里面的内容也就是这样。”

审讯员讲，“既然是封普通的信，为什么被撕了呢？这不是要毁坏证据是什么？”

周树海说，“我刚开始很怕，所以就想撕掉，后来想想就是封普通的信，我干嘛见不得人啊，所以就没完全撕掉，本来准备找机会向组织汇报的。”

审讯员说，“既然是封普通的信，那你为什么把它藏在床垫子底下，这明明是故意隐藏。”

周树海讲，“领导们，我真的是怕！它就是一封普通的信，我想撕，又不敢撕，怕家里人见到了问这事，所以就把它藏了起来。”

审讯员们不满意周树海的回答，生气地走了出去，一会拿了一个大铁牌回到房间，“挂上去！”

周树海脖子上挂上一个几十斤重的铁牌子。

“站上去！”

周树海站到一把椅子上去，两人就出了房门。

周树海眼睛瞟着两人在门口晃来晃去不时进来瞅一下，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两腿开始发软，再站了一会周树海脖子酸得受不了，抬起胳膊扶了扶铁牌。

“不许动！”窗户外传来喝斥声，周树海赶紧把手放了下来，坚持了一会还是忍不住用手去扶铁牌，又被骂了一次，如此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周树海眼睛一黑，腿一软，从椅子上一头栽倒在地上。

过了一会，两个审讯员进来把他架回晚上歇息的房里，地上铺了些草，算是草铺，这个时候周树海听到外面传来杨玉霞的声音，应该是来送饭，嘈嘈着要见周树海，周树海爬到门口隔着房门对外喊，“孩他娘！找楚主任！找魏主任！我是冤枉的！赶紧去找他们！”

可是三天的时间里，没见到一个辛屯的人过来，南滩那几个审讯员轮流来审周树海，除了有一个是黄杨村出来的认识周树海，对他还稍稍客气点外，其他几个不是让他坐喷气式飞机就是跪瓷片。

三天时间下来，周树海内心泛起从来没有过的绝望要死的感觉，去年透水井下饿了十天时间没有这种感觉，几年前就躺在隔壁卫生院外面的沟里面没有这种感觉，但现在，他觉得下一次再审他的时候让他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大不了就是个死，他觉得死了也比这样子痛快。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审讯员不来审他了，只是把他一个人扔在那个房间里，后几天杨玉霞来送饭，还让她进到房间来，但看守不让他俩讲话，只要一说话立马就把饭打翻，把杨玉霞拉走。

这样子又过了两天，周树海突然又被提到了审他的房间里，审讯员一见他就说，“周树海，你的团伙成员现在已经被找到，你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你还有什么好交待的吗？”

周树海讲，“我确实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特务行为，党要怎么判我都行，我坚决服从。”

审讯员说，“那好吧，既然没什么交待的，我们也就没办法了。”

来了两个人把他反绑起来押上了卡车，卡车上还有五花大绑的五个人，周树海见到他们，心里一凉，这时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判了死刑。

车子开动起来，他想起那一年修水库时他被炸飞了的情境，想起泰山底下仁兄弟老三“周树海”从身边掉了下去的那一刹那，又想起那一年他躺在南滩卫生院模糊中看着李大明扶起他的身影。

在他的胡思乱想中，车子到了泗湖边小辛河入湖的口子上，他来过这里，看过在这里枪毙死刑犯，几个人跪在那，号令员一声“放”，劈里啪啦几声枪响，几个人全倒在那里，石头上沾着从脑后流出来的红的血迹白的脑浆不用洗，过几天后就被河水湖水冲刷地没有一点痕迹。

车子停了下来，他被押下了车，被推到曾经倒下一拨拨土匪汉奸恶霸地主强奸犯杀人犯抢劫犯贪污犯反革命的小辛河的河边，他依稀看到杨玉霞远远地站着那里抹着眼泪，他的嘴里塞着布他没办法劝他，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给老田家留了两个儿子，虽然姓周，但那是田家的血脉，他觉得也值了。

只是他没想到，张大善人算对了又算错了，半年前当上革生委副主任的时候，他还在暗自庆幸张大善人算命算的真准，不到十年的光景他一只脚就踏上了县太爷官府的门板上了，可是没算到半年后自己却走向奈河桥的路上，他心里叹了一口气，被按下头面朝着湖面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