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当局的不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全面对抗和较量。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1年，东条英机谋划、策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来到中国东北。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这个偏激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

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日本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

以上是东条家族东条英机的罪状。

1932年，犬养毅的政党联盟内阁因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养毅本人在政变中被暗杀。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了新内阁，这届内阁对军部的嚣张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军部能“尊重”内阁，形成“举国一致”的局面。此时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军部力量不断膨胀。广田弘毅此时取代内田康哉出任新内阁的外相。

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后，开始向华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广田弘毅在种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广田弘毅实际上是积极主张对华侵略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深谙外交之道的资深外交官。因而，广田弘毅尽心尽力为法西斯侵略者出谋划策，采用对中国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来实现最终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内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让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退出了国际联盟，获得了短期目标的完成。广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承诺，“在我充任外相期内，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并且宣布实行“协和外交”。

他这样做实质并不是出于维护和平的好心，而是维护在华既得侵略权益，巩固“战果”，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

1933年，广田出任外务大臣，虽然高唱“和平外交”，却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从外交上挤压中国。这一时期，日方先后迫使中方订立“何梅协议”和《秦土协定》，并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在1933年10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的主要举措，他力主加强与“满洲国”政权的关系，同时对外表示日本将致力于改善与各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因九一八事变而交恶的对华、对苏以及对美等国关系。广田弘毅宣称“在国际关系中，以世界和平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贯彻中国之方针”。他的主张被采纳，并形成了指导外交策略的文件。广田弘毅在“协和外交”的幌子下，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实现了中国与“满洲国”的通车，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日本侵略外交的实质，只是使侵略得更隐蔽而已。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即《天羽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并警告英、美等国，如果再干涉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权，那么“日本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赤裸裸的嚣张气焰，引起英、美的强烈不满和巨大的国际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