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国军就惦记上了杨羽。杨羽的意思是和国军飞机一起去，可是副主席不同意怕发生危险。最后杨羽保证自己可以处理任何突发事件，又表演了几手绝活：如水中闭气两小时、武功、射击，连装死都拿出来了。副主席才同意。

杨羽在十几个特战队员的护送下，来到重庆。戴笠知道后，专程来会会他。来到后看到杨羽就是一个小青年也没在意，谈了一下一些相关的事情，戴笠试探的引了一些话题，杨羽都装聋做哑、答非所问。戴笠什么也没弄到，他就想这可能是共产党弄得烟雾弹，这个人只是一个被推倒前台的演员，背后还有其他人。所以就客气滴鼓励了几句话，看着飞机依次起飞。

杨羽叫戴笠给弄了一脑门子的冷汗，还好自己应付过去了。这要是被他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闹的，那自己还有好吗？

四架飞机飞得很平稳，杨羽坐在第一架飞机里，这架飞机是领航机杨羽也帮助辨别着方向。

其实，早在几年前，常申凯就已经表示出了想派空军轰炸“敌国首都”进行示威的意愿，他说：“空军能不顾虑陆海军，一开战就深入敌国的中心地，把敌国的都市化为灰烬，把敌国民陷入于恐怖饥饿之中。同时，又断绝敌军对于战场军需品之供给，胜算究竟落于谁人之手中，我们自然明白……爆击敌国的首都，为现代战略上所必需采取的手段。因此，爆击敌国的都市，成为现代作战计划上的主要条件。”此处的“敌国”虽并未明指“日本”，但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来看，日本显然在其所指之内。

后来抗战爆发，中日空军在淞沪等战场上进行了殊死对抗，由于装备落后，中国空军在血战中伤亡惨重，不但绝大多数战斗机和轰炸机损毁，而且大部分指挥、保障体制都被打乱，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两种远程轰炸机更是损失殆尽。在这种局面下，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常申凯并没有就此放弃，他曾想方设法试图从国外购进能够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重型轰炸机。然而由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美、英标榜“中立”，限制对华军售，中国不可能再从英、美购买远程轰炸机。

恰在此时，苏联为了让中国有能力拖住日本，使后者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于1937年8月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开始积极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这让常申凯看到了从苏联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的可能性。

1937年9月9日，中国代表团长杨杰在中苏双方第1次会议上就提出拟购可用于渡海空袭日本的超重轰炸机100架的要求。

在杨杰苦心孤诣地恳求下，最终苏联只答应卖给中方几架TB-3重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于1937年10月飞抵兰州。

后来，由于备件缺乏和航空委员会的决策问题，TB-3并没有被用于战略轰炸任务，只作为运输机使用。至此，中国空军几乎没有了可以出鞘的利剑，大规模远程空袭日本也就不再可能。

虽然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一再受挫，但常申凯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想法，最终在1941年5月得以实施。

这也得力于杨羽的计划，杨羽在计划中并没有说自己要到日本放大炸弹，而是说自己到那里去破坏工业设施。这样原来设想的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变成了派四架轰炸机奔赴日本本土撒传单，原来的示威扔炸弹变成了宣传战，尽管反响不错，但终究没有达到军事上制敌的效果。至于中共参进来一脚干什么，常申凯说就任由他去吧。

1941年5月19日23时48分，远征队队长徐焕升下令秘密起飞，起飞后各机迅速熄灭机内灯光，为了防止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照准日本九州方向飞行。

此刻徐焕升发出了第一份电文：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20日0时35分徐焕升又发电：“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在杨羽的帮助下，终于在凌晨2时40分轰炸机到达日本长崎，徐焕升命令：

“目标马路路灯，投弹。”

随即报告指挥部：

“顺利到达目的地，开始散发文告，小鸟降落。”

杨羽在和徐焕升打过招呼后就从飞机上一跃跳下。

杨羽跳机后控制着自己的着陆位置，杨羽的降落伞是他空间里前世的装备，性能极好。他选着长琦市郊的一块林地降落下来，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他就趁着早露迈步朝市区走去。来到一处林中杨羽略把自己化妆了一下，变成30多岁的样子。随便穿了一件日军的上衣，裤子是一件中式黑裤，戴着一顶日军布帽，打扮成日军退役军人的样子。

长崎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城市，与上海的直线距离只有860公里，距离韩国釜山53公里，是日本和中国、韩国及东南亚的交流窗口。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长崎自古以来一直同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