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响应袁绍起兵讨董之事，戏志才诸人各有见解。

讨董是件大事。

不但关系到荀贞本人，也关系到他这个政治小集团的整体利益，因而，除了戏志才，荀攸许仲荀成辛瑷程嘉姚昇，包括刘备等人也都被荀贞召来了。

戏志才等人作为荀贞的亲信，他们是知道的，荀贞一直有讨董之意，当日在洛阳时，荀贞就是主战派，或称之强硬派，就曾多次建议袁绍应当立即起兵讨董，但当时在洛阳起兵讨董和现下由州郡起兵讨董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用姚昇的话说：今之形势较之当日，已大不同矣

有何大不同

明公这是在明知故问了。

荀贞确是在明知故问，但讨董是件大事，他和姚昇知道如今的形势已和当日不同，荀攸戏志才等也能看出来，可许仲刘备等接触政治少的可能却还不知，所以他需要姚昇把这个大不同说出来，以使在座诸人皆心中有数，他笑道：何来明知故问叔潜，你就直言吧。

明公既固问之，我就说一说我的陋见吧。以我之见，现今与当日形势的不同有二。

第一是什么

当日董卓初入京，麾下兵卒不多，而刚才听明公讲现今的洛阳形势，董卓却是已经一揽兵权，故执金吾丁原部故大将军部故车骑将军部，加上部分北军西园的将校兵士，以及董卓已然入京的本部主力，粗略计之，恐不在十万众之下，这十万众可不是黄巾，而是甲械精良，并且大多是经过战阵的精卒，又据洛阳之雄城，环有八关之隘险，这和当日董卓初入京时兵微将寡立足未稳易於取之的形势相比，已是天翻地覆之变，讨之将大不易也。

其二呢

董卓初入京时，不过一并州牧，现今却已是朝堂司空，独擅朝权操纵汉家，纵其欲行废立之事，也是朝廷之事汉家之事，该是由朝中诸公决之。当日董卓初入京时，袁本初以司隶校尉之尊以袁氏之贵而不敢击之，现在他挂印北遁，一介白身矣，却又打算起兵讨董，这是什么这是逆犯朝纲冀州牧韩馥是袁家的故吏，纵便是有他的支持响应，这也是以州郡而犯神京名不正言不顺，以我愚见，天下郡国虽众袁氏虽贵，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即使再有明公有张孟卓有曹孟德诸人相助，此事亦难成也。

姚昇的这两个大不同分别是从军事政治这两个角度分析的。

军事这方面，西园八校尉部是刚组建不久的新军，战斗力可能不强，北军荒於武事，战斗力本来也不强，但到底前几年跟着皇甫嵩朱俊卢植击讨过黄巾，却也是经历过大规模的战阵了，战斗力有了提升，更就别说董卓的本部和丁原的并州兵，这两支人马都是善战精卒。

就如姚昇的分析，董卓现掌控的军队大约十万上下，这十万步骑中有七八万都是经历过战阵的敢战老卒，绝对是一支雄厚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有八关之固有地利之便，击之确实不易。

政治这方面，董卓初入京时，是并州牧，是个外臣，现在他是司空，已是中央朝廷的三公之一，司空掌水土事，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换言之，董卓已有了名正言顺的议论朝政之权，他现在想废立天子，即使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可归根结底，这件事却也是在行政的程序中的。

就像姚昇说的，不管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只从表面来看，这毕竟是朝廷之事汉家之事，是该由朝中诸公决之的，你袁绍不答应，你挂了印，你连司隶校尉都不是了，你现在只是一介白身，却要跑去冀州搞起兵讨董，这不是逆犯朝纲是什么

所以他推断：天下郡国虽众袁氏虽贵，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

一方面是董卓兵强将勇占地利之便，一方面是袁绍理亏，响应他的地方郡国可能会不多，那么讨董这事儿显然是难成的。

荀贞点了点头，心道：姚叔潜的话倒是没错。

他从后世穿越来的，知道讨董的经过，所以虽然现在还没开始起兵讨董，却也知道姚昇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在原本的历史上，促成讨董这件事的固是袁绍等人，可真正起到讨董的关键推动作用的却是桥瑁，要非是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没有他诈以三公为名，呼吁州郡起兵，拿出三公来做讨董的政治号召，袁绍再能耐，讨董这事儿也不一定能做起来。

其次，即便是有了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响应袁绍起兵的那些州郡长吏们也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和袁绍关系紧密的人，袁绍袁术袁遗三人不说，都是袁家子弟，韩馥是被迫的，其余的那几个如孔伷桥瑁刘岱王匡张邈张超鲍信曹操等，则要么本就是袁党中坚要么是一向和袁绍交情极佳又要么是早就依附袁绍了的。

像李瓒陈纪等等这些也是一郡太守，同时也是党人名士的诸人就没有一个响应袁绍的，徐州刺史陶谦去年刚击破徐州黄巾，手中很有兵马，可也没有跟着袁绍起来讨董，只是坐观而已，由此就可看出，讨董这个事儿的本质不是天下郡国讨董，而其实只是袁党讨董。

既然即便有了诈作三公移书，也是响应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