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万象如推磨，顺当为福反为祸，心中有益且迟迟，凡事尽从忙处错。因为沿途查得越来越严，所以，里德计划用转运官兵遗体的棺材偷运军火，转运途中，里德和他的一个叫牛渚的心腹边走边聊。里德说：“牛渚，聊聊你的过去吧！”“好的，团长。我在无线电技术学院已经上了二年级，可是我的心向往音乐，爱读有关艺术的书，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更容易亲近的世界。突然，我接到了军委会通知。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我不想干预自己的命运，即使干预了也会失败，听天由命吧，责任不在我。当然，我对参军一事准备不够。到了居延，我才明白，我就是奴隶，但不止我一个。而以前，我以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当初，首长没有当面直说，但一听就明白，要派我到居延，我没有干预我的命运。他们把我和其他新兵排列在练兵场上，宣读了命令，说我们是国际主义军人。我安安静静地接受了一切，你总不会说：‘我怕，我不想去！’我们是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长官说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时，转运车剧烈颠簸了几下，里德坐稳后示意牛渚继续，“在居延军需转运站，老兵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要走了------皮靴、海魂衫、贝雷帽……检阅时，我穿的衬衫也被抢走了，老兵用那些东西去和居延人换麻醉剂。几个老兵走过来问我：‘你的行囊呢？’他们翻找了一遍，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放我走。连里把大家的制服都给收了，给我们换上旧的。老兵把我们叫到军需仓库里教育道：‘你们在这儿何必穿新军装？我们准备回国了……’我往家写信，说居延的天气真美呀，吃得好，月亮又圆又亮……第一次进村时，连长教我们如何对待当地村民，他说：‘所有居延人，不分年龄，都是匪徒，明白了吗？其余的，我会教给你们。”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个老头，一声令下：‘停车，大家瞧着！’连长走到老头面前，扯掉了他的缠头，在胡子上摸索了一下说：走吧走吧，老杂种。”

此刻，里德回想起自己当新兵时的样子，牛渚越说越起劲，好像很久没说过话了，“在村子里，我们把焖肉罐头扔给孩子们，他们以为我们扔的是手榴弹，吓得撒腿就跑。我作为瞄准操纵手，对着瞄准镜，非常细心地观察，出现了一个白色缠头的居延人，我对坐在机关炮后的战友喊道：‘我看见一个白色缠头的，怎么办？’‘射击。’‘随随便便就射击？’‘你还要想一会儿？你发现的白色缠头，你把他当作雪堆射击就行了。瞧，你的雪堆在奔跑，你的雪堆还有自动步枪。’我们从装甲输送车上跳下来，用自动步枪射击。我总想吃东西，总想睡觉，总有一个愿望，一切快快结束。我们坐在炽热的装甲车上，呼吸呛人的滚热的沙土，子弹在头上呼啸，可是我们照样睡觉。”

这时，里德插话：“对于我们来说，居延人不是人，而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同样如此。彼此不能把对方看成是人，看成是人，就下不了手。我们包围了‘匪徒’的村庄，围了一天一夜或两天两夜，天热、疲劳，我们如同野兽，我们变得比居延‘匪徒’更心狠。他们在此地毕竟是自己人，他们在这儿的村庄里土生土长。他们的生活不像我们的生活，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开枪、扔手榴弹，不费吹灰之力！”

说完他叫牛渚继续，“有一次，我们返回营地的途中，8个弟兄挂了彩，3个被震伤。沿路的村庄都没有人影，有的进了山，有的躲在自己的土屋里。突然窜出一个居延老妈子，她一边哭一边叫，挥着拳头冲向装甲输送车。她的儿子被打死了，她在诅咒我们，她的举动只能唤起大家的一种念头，就是送她上西天。她叫唤什么？干吗挥舞拳头？吓唬谁呀？我们本来可以把她打死，可是没有。我们从大道上把她推开，推到一旁，开车扬长而去。我们只知道打仗，我们过的是和居延人相隔绝的士兵生活，我们不许他们进入部队驻地周围50米。我们知道他们在杀我们，可是大家都非常想活下去。我想，我可以挂彩，甚至想挂个轻彩，那时就可以躺上几天，睡个好觉，但谁也不想死。有3个官兵走进一家小店，把小铺的全家人都给打死了，把东西也给抢走了。开始调查此事时，他们先是否认：‘那不是我们干的。’从死人身上取出的子弹是我们的，被拿给我们看，上边继续进行追查：‘是谁干的？’最后，纠出三个人来：一个上尉、一个少尉和一个士兵。我记得在搜查抢来的钱财时，我们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怎么能因为他们，因为几个被打死的居延人，来搜查我们？最后，召开了军事审判会，一个人被处决——那个士兵。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他是因为胡来而丧了命，大家说那是胡来而不是犯罪。至于被打死的开小店的那一家人，似乎根本没有存在过。长官说我们是在执行任务，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里德若有所思地说：“人在战争中会发生某种变化，难道有人教过我们别杀人吗？参加过战争的人来到军官培训学校，来到我们营地，讲述他们怎样杀敌，他们的礼服上都别着勋章。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在战场上不许杀人。我知道，只有和平时期杀人才受到法律制裁，他们被叫做杀人犯。可是在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