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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使臣来京城觐见大宋皇帝,京城百姓和满朝文武的反应都不怎么好。

毕竟是敌对国，对面还占着他们好些地盘，实在没法给他们好脸色。

朝中大臣碍于颜面要好吃好喝招待着,百姓茶余饭后谈论起来可没那么多顾忌,甚至有不少落第举子为了扬名将真宗皇帝拎出来大骂特骂。

开封府刚刚围剿完无忧洞,牢房正紧俏，落第举子这时候撞上来开封府大牢也塞不下,于是有一个算一个全被皇城司给提走了。

官家脾气好,被大臣指着鼻子骂都能抹把脸好声好气继续说,但是不代表他能面不改色的听人骂他爹。

对此,苏景殊只想说，骂人是个技术活儿，不会骂的话别上来就挑战高难度。

这不,挑战失败把自己弄进去了吧。

大宋皇城司,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虽然这个名字在后世不显,但是不能掩盖它和明朝锦衣卫是一样性质的特务机构。

要扬名骂人可以直接骂官家，官家听了没准儿能忍着火气夸几句，上来就骂先帝这不是找死吗？

澶渊之盟签的憋屈，花钱买平安听着也不好听，但是不能掩盖宋辽几十年的太平都是那场盟约的功劳。

虽说辽国在庆历年间趁大宋和西夏开战又来了次狮子大开口，找出各种理由索要关南十州,但是对官家和朝中文臣而言，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加钱就加钱。

只要不打仗，一切都好说。

当时大宋的情况也实在不好，外有西夏扰边,内有盗贼群起，朝廷边备废弛财用匮乏，支撑不起和辽国西夏同时开战，只能想办法讲和。

还是富弼富相公挺身而出两度出使辽国，在谈判中分析用兵利害据理力争，辽国那边只是趁火打劫也不是真的想打仗，于是最终才以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结束那次索地之争。

消息传出去后，大宋百姓的心情比当初真宗皇帝和辽国签订盟约反应还大。

朝廷有钱可以去赈济百姓发展军备，平时什么都不干，恶邻来敲诈勒索就乖乖给钱，有钱也不能这么花。

不当冤大头能死啊！

庆历增币之后，部分朝臣继续贪图安逸，另外一部分却忍无可忍，代表人物就是范文正公。

范仲淹范文正公、富弼富相公、韩琦韩相公同时执政，又选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三位相公顶着巨大的压力进行改革，明黜陟、抑侥幸、修武备、厚农桑，整顿吏治严明法度，试图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新政很有成效，然而随着新政的实施，朝中诋毁新政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梅尧臣梅直讲就是那时候和范文正公彻底闹翻的，他的学识有目共睹，只是科举不顺，走恩荫或者举茂才的路子都能当官。

但是恩荫举荐太容易让人钻空子，一一核查太麻烦，索性直接全部禁止。

就算举荐人是欧阳修也不行

。

连梅尧臣这样才名在外的都被禁止恩荫入仕，其他没本事还想靠家族力量挤进官场的会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范文正公严抓科举取士打击恩荫做官挡了太多人的路，守旧势力反抗激烈，诋毁谤讪什么脏手段都能用出来。

那群人说范文正公欺罔擅权结成“朋党”，还有大臣令人伪造废立草诏污蔑富相公要行伊尹霍光之事。

官家的性子一直没变过，优柔寡断摇摆不定，要是他那时候能稳住局面态度强硬给几位相公撑腰，新政或许不会草草结束，但是他没有。

最终的结果就是范文正公和富相公先后自请离京，韩相公上疏为富相公辩护，结果自己也被贬离京。

相关的官员尽数被贬谪出京，守旧势力气焰嚣张，几乎所有的新政都被推翻，朝廷局势甚至还不如没推行新政之前。

乱到什么程度呢，偌大的朝堂只剩下包公一人主持大局。

倒不是守旧派排挤人的时候不敢招惹包公，而是包公本身就是新政的反对者。

大部分人反对新政是利益被触动，还有小部分就是包公这样点出新政的不妥之处反对他们操之过急。

范文正公要均公田高薪养廉，认为想要官员保持廉洁公正就不能在俸禄上苛待他们，只有生活得到保障，官员才能更好的为百姓做事。

出发点是好的，官员俸禄高的确减少了很多贪污腐败，但是问题也紧跟着出现。

不少官员仗着手里有钱大肆买地，成百上千顷的买，良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导致大量农人无家可归，百姓流离失所落草为寇，民间造反生乱的数量暴增。

包公执政后第一时间取消了“均公田”，并推行“限田令”来限制官员买地，所有的官员买地都不能超过三十顷，一旦超过这个数剩下的都得充公。

这下得罪人的又成了包公，没多久他就因为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被贬出京。

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立场，每下愈况每况愈下，内外交困进退两难。

新政至今已有十余年，如今范文正公病逝，韩相公先后移知扬州、郓州、定州、并州直面契丹人，富相公也流徙各地，直到前年才被调回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