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南没打算在五家埭搞澄江的农村模式，因为一旦扩张过度，就超出了一个村庄应有的管理水平，且利益方数量增加带来的不必要行政成本，更是会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出现“家族化”掠夺。

人数过万，智商减半。

张浩南给自己心里画了一条线，五家埭利益集团的人数只要达到一万，就另起炉灶。

宁肯要十个一万人的五家埭，也不要一个十万人的五家埭。

所以在跟吴仁娟讨论的时候，市政府、市区镇政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相关单位，都派出代表出席了五家埭村村部会议室的谈判会议。

农村最大的资产就是集体土地，因此就注定了通常情况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般有两种分红形式。

一是人头数来分红，也就是村集体分红总金额均摊，有多少原始户口，就有多少分红。

二是土地入股合资经营，保证每年有最少百分之零点二的分红。

第一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浩南租了村里的地，村里收了租金之后，再分给全体村民。

但通常情况下农业用地租金普遍不高，分摊到每家每户，其实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所以想要提高第一种情况的分红数，就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村集体资产优化，在能人的带领下开办企业，这样村办企业创造利润之后，就能有更多的结余拿来分红。

这也基本上就是很多发达农村起家时的状况，但也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能人有理想和坚持，最终带领村庄越做越大，村办企业也越做越强；另外一种就是干部们趁机把企业做死，捞个盆满钵满之后，留下一地鸡毛。

一个村的烂账，往往就是上级行政部门承担，乡镇兜不住就再往更上层。

如此层层累计，有时候一个农业县的运动式创业烂账死账，会大得惊人。

张浩南跟五家埭村的合作，还是比较奇怪的。

“首先明确一点，随着‘沙城食品’以及我名下其余企业的发展扩张，员工的住房、出行、教育、医疗卫生、娱乐等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我在企业发展规划上，对商业用土地的需求是硬性需求，我会尝试在企业内部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首先是住房问题，也只能是住房问题。”

“那么我自筹资金开发房地产，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我对商住类用房并不感兴趣，也并不以开发商住类房地产为盈利方向，即便它的确能带来利润。”

“这是我跟丁总、吴村长，在五家埭村户口转入问题上的一点想法，诸位领导有什么疑问，我现在尽可能一一作出答复。”

摆在各个部门代表面前的那张纸，就是《五家埭村经济适用房开发项目》。

这个项目首先就是要用到五家埭村的村集体土地，卖地钱就是很大的一笔，之后还有一系列税费，都不少，只是跟村民没啥关系。

只是经济适用房投资项目，出资方是政府，假如开发了没有意义，一套都卖不出去，那就是儿戏，属于笑话。

但政府盖经适房显然不是为了赚钱，住房部门虽说不怎么乐意见到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大企业如果配合，就是另外一回事。

张浩南跟五家埭村已经谈妥了“入籍”五家埭村的达成条件，即拥有五家埭村管辖范围内一套住房。

这就形成了一个合作基础，张浩南的公司，先统一打包整个经适房小区，那么政府也就有了开发的意愿，因为必定能卖出去，虽然不能大赚，但也算是小赚。

就算不以盈利为目的，能赚一点是一点。

其次张浩南的公司福利在这个时代来说，相当的丰厚，户籍地不在两江省的员工，是很有意愿落户在沙城的，而张浩南给优秀员工解决住房，就相当于出钱，帮员工买了一套房子。

每增加一个拿房子的员工，就相当于就增加了一个新的户籍。

同时拿到五家埭村的户籍之后，就算原先的村分红项目无法参与分红，但如果有新增的分红池，那么“新村民”也能参与分红。

也就是说，只要五家埭村越来越红火，那么原始户口也就会越值钱。

而五家埭村内部起草的“村民公约”，就约定好了分红权利和义务对等，也就是避免了通过户籍来分润全体村民的红利。

基本上等于说拿到五家埭村的农村户口同时，也要在村集体经济中有贡献，原始户口的村民，其贡献就是本村土地；新户口的村民，就要以各种劳动形式存在于各类型经济体中。

可以说张浩南跟吴仁娟商量的事情，对早就退休的国企老干部而言，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但对新时代的干部而言，还要考虑到社会影响和政治前途。

其中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在这个时代的舆论风口中，几乎凡是涉及“公”，就是效率低下；凡是涉及“私”，那就是与时俱进，效率超凡。

张浩南现在玩这一手，其实堵住了一堆人的嘴，他身份太特殊，作为一个新生代的地方食品加工“龙头企业”的老总，他的的确确是私人老板，而且是大老板，这让很多媒体没办法报道。

但同样的，也让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