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已经认不出安妮了）。凯瑟琳和贝克尔先生都曾提出，送玛丽娅去英国乡下养病休息，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更好，贝克尔先生也相当乐意照顾自己亡妻的外祖母——而不是和陪伴她二十余年的护工，孤单地待在纽约的那座冷冰冰没有生气的公寓里。但是，玛丽娅始终不肯。

她说，除非是回圣彼得堡，否则她绝不坐那该死的飞机，哪怕一次都不行。

凯瑟琳这才知道，玛丽娅居然害怕坐飞机——也许这就是她步入中年后的几十年来，她几乎从未离开纽约的俄罗斯裔社区、也一次都没有去过英国的原因。

而且因为历史和命运的无情捉弄，在1916年和丈夫移民至美国后，他们和住在圣彼得堡的家人的通讯联络，在三年后的内战、十余年后的政治斗争中便几乎全部音讯全无。而之后冷战的几十年间，她更是一次回圣彼得堡的机会都没有——连她得了奥斯卡的女儿，都在那个时代横行肆虐的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氛围下，整整三年无法公开露面和进行表演工作，她更是不敢显露太多自己对家乡的渴望和思念。

也许在1991年之后前往，本来会是个好机会的，但就在那时，她的丈夫，凯瑟琳的曾外祖父威廉因病去世了。年过九十、为此伤心过度的玛丽娅，几乎再也无力进行任何长途跋涉，何况是阔别数十年之久的遥远故国。

凯瑟琳一度有过冲动，想亲自带玛丽娅去一趟俄罗斯——反正她的俄语水平几乎可以与母语者等同。但她又担心玛丽娅到时候一定会太过激动，如果乐极生悲，反而导致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话，这不是她乐意见到的，因此才耽搁到现在。

凯瑟琳陪伴着颤颤巍巍的她从计程车上下来，在布莱顿海滩街边散步，护工莉莉娅在她们旁边亦步亦趋地紧张关注着，不断嘘寒问暖——这位一直以来细心负责、几乎算玛丽娅的半个家人的中年女士，十分担心着玛丽娅这次难得出门，可能发生的一切突发状况。

布莱顿海滩街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风味，几乎被称之为“小敖德萨”，来来往往的斯拉夫人说着不同口音的俄语，广告牌也都是俄式风格。凯瑟琳站在这里，几乎还能闻到记忆里，十年前她每个周末从康特柳街的家出发到海滩边游玩，总会去买一只格鲁吉亚奶酪面包时散发出的香味。几个不惧冬日寒冷，抱着铲子和雪桶跑过她身边的孩子往海滩上奔去，试图堆一个雪人——

她的眼眶湿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已经离开这里，整整十年了。

十年前，她怀揣着和哈里森·福特合作的小小自豪和喜悦，拍完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后，她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了。母亲对她的态度急转直下，她离开了从小生长的布鲁克林，每周必去的布莱顿海滩，和康特柳街上的那个家。她不得不重新熟悉新的国家，新的环境，新的一切。

在遇见简·坎皮恩前，她好几年都无戏可拍，在寄宿学校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她适应得很快——她当然必须很快，她可是凯瑟琳·霍丽德。

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她难以适应，母亲又怎么会心疼她呢？

伦敦的旺兹沃斯，西好莱坞的公寓，都不是她的家，虽然后者对她来说还要亲切一点，至少，那里有安吉在陪她。然而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她遥望两个街道外的康特柳街，茫然地想到，也许六岁的自己在深夜抱着被母亲摔碎的玩具屋哭泣时，短暂想念过的那个所谓的家，也其实早已不存在了——在她去伦敦的第二年，贝克尔夫人便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执意卖掉了那栋对凯瑟琳来说充满记忆的房子，凯瑟琳那时并不知情，所有她存放在那里的物品也都被贝克尔夫人打发几个工人随意丢弃。从此之后，她每次去到布鲁克林，只能住在玛丽娅的公寓里。为防止触景生情，她也再没有回过康特柳街。

但那样不能自己做主的脆弱，也离她很远了。

而且，凯瑟琳厌恶自己在镜头以外的眼泪。

那个该死的把她生出来、却又企图肆意摆布她人生的母亲，已经长眠于冰冷的土地下一年了。

她去年拍了两部很成功的电影，明年还有一部电影要上映，这个月她就要去她喜欢的大学——一切都在走上正轨，她没有理由把时间花在怀念过去上，更没必要为过去记忆折射出的虚幻旧影，浪费多余的感情。

她回过神来，看到玛丽娅望着许久未见的街景，布满皱纹的脸上是许久未见的喜悦。她费力地举起手，指着俄语路牌，口齿不清地和她讲述八十年前，圣彼得堡的一条漂亮街道，她在那里和刚从芬兰回来的威廉相遇——

凯瑟琳耐心地倾听着，回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