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在安装之后, 有些地方的抄表员与用户之间的矛盾略有缓和，还有一些地方则没有。

比如在汕尾某些村子的智能电表装上去之后，也活不过两三天, 问就是“你们装的电表质量太差了, 总是坏掉，关我们什么事。”

电业局的人自然知道坏掉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 完全没人敢追问。

电业局连向上告状的地方都没有, 前几年上头派过去的领导上任第二天就消失了, 从早到晚就没在办公室出现过。

倒不是被干掉了, 而是被同化了, 他们奋战在走私第一线, 不是反走私第一线，是走私第一线。

总表上看到的损耗跟抄回来的数相差巨大，电业局也没办法：那几个村子外人不敢进, 里面的人都是一条心。

就算领导让他们进, 他们也不进, 一个月几百块的工资 ，谁还玩命啊。

何况本地人也真不在乎那点工资。

八十年代中期各地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东北老老实实, 生怕多生一个，被单位开除。

这一带的体制内职工就敢违反，他们为了生儿子，什么公职，咱不在乎, 咱要儿子！计划生育最严的年代, 当地为了追生儿子, 生五六七八个的不在少数。

电业局的领导也不敢逼得太狠，真把职工逼急了，他们是真敢辞职。

人走光了，到时候谁来干活。

所以，他们与当地村子达成共识，注意电表坏的时间，别太频繁，一个智能电表一百块钱，村子里人为搞坏了电表，再买新的，一千块钱一个。

九百块的差价去了哪儿，大家都心知肚明。

村子就当这九百块钱是保护费，反正他们赚得更多。

他们私下干的事当然不会告诉安夏。

本着敬业负责的精神，安夏对销售出去的智能电表很在意，毕竟是新产品，出点什么小故障小毛病很正常，有事解决事，别等客户的不满意变成一座山再管。

安夏看着电表的销售量，十分震惊，就那么三个县城，累计销售整个首都的量：“他们每天不吃饭，吃电表？”

虽然做为销售者，她很乐于看到智能电表的销量上涨，/w.W,w.52g.G,d.c,O.M/但这个数字也太邪门了。

如果是产品质量差成这样，消费者还不骂街？可是居然没有人来投诉。

要打听这事不难，村里压根就没想瞒着人。

他们耗电量比别处大，是因为忙着偷摸着印钞。

非常有职业精神，印出来之后，要仔细端详检查，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从大张裁成小张使用。

有一点毛病，都要重新印。

一来二去，耗电量就上去了。

别人家逢年过节给祖宗烧冥币。

这边逢年过节给祖宗烧假//币，他们觉得这更能表达对祖宗的敬意。

安夏：“……他们欺负祖宗跳不出来是吧？”

做为一个守法公民，安夏自然把这件事上报了。

得到的反馈消息是：知道了。

就……没了？

安夏好奇地通过自己的渠道打听，这才知道他们确实一时没办法，换了几任，任任到岗就变质，鉴于目前还没有变成平远街的恶性状态，暂时还能容忍一段时间，先腾手干别的事。

由于暂时没人管，所以假//钞的泛滥。

也因此让金融监管部门十分头疼，旧钞防伪能力不行，新钞又不可能马上做出来，解决不了防伪问题，有个民间机构能暂时缓解一下矛盾也是好的。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紫金支付才能先上车后补票。

否则一个科技公司企图跨界做传统银行的支付功能，至少得“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几个月再说。

论技术，除了紫金之外，至少还有三家公司能干这事。

论胆量，除了安夏也没谁了。

能在这个时代赚钱的人，都认同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但是这个度很难把握，有人，比如搞集资的刘太福，就真的被撑死了，安夏似乎总是踩着边界，却都能平安落地。

不由得有人猜测起安夏的后台到底是谁，一定特别硬。

安夏听说之后，一本正经的说：“后台？当然有，难道不是国家吗？不然还能是谁？”

听见的人哈哈一笑，压根没人信她的话，除了这话听起来过于虚伪之外，还有就是这个“后台”找得实在不好。

此时“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油纸下水道”的故事还没有被编出来，但是全社会的心态都不太好。

“银河号”事件在社会上掀起的动静其实是各种不满的积累。

八零后往前的生人都有一段记：在九十年代初，但凡是讲联合国投票相关，与中国联接的关键词必然是“弃权”，出口产品被无故课以反倾销重税，永远只能听到两个词“抗议”和“严重抗议”，抗议之后被欺负的消息还是接连不断的传来。

不止是外交和军事两个部门的人憋屈，整个社会稍微关心一下新闻的人都憋屈，就连小学生都知道。

这种心态会造就两种人：努力自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