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因为陈大柱的表达问题，还是他记忆力不好，他对过程的描述常常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让他说得详细一些时，他常常用“忘了”“记不清了”等话来应付。

陈大柱有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让人印象特别深：“反正我已经认罪了，你们说什么就都认。”

谭队心里非常着急，在一些细节上深挖不够，有的提问属于诱导性的，比如关于凶器，谭队问：“杀人凶器是警方在你住处搜出的那把刀吗？”

陈大柱点头认可后，谭队追问：“此前你说那把刀是别人快递给你的。”

陈大柱说：“那是我编的。”

又比如，谭队问：“我们从监控中看到你在死者住处附近出现过，你是去踩点吗？”

对于类似的问话，陈大柱都点头认可。其实，这种提问方式是将警方已经掌握的信息去寻求嫌疑人确认，没有从嫌疑人口中挖掘更多警方未知的线索，其实犯了预审工作的大忌。

谭队想把整个案发过程尽快问清楚，但萝卜快了不洗泥，难免会影响审讯质量。

对陈大柱的提审在磕磕绊绊中总算结束了。走出审讯室的时候，谭队抻了下胳膊说：“今天审得真够累的！”

宋军附和着说：“是啊，一开始我听得头都大了，好在最后都弄清楚了。”

陶潜回到自己办公室，将提审记录翻开看着，准备再理一下。

刚才在提审陈大柱的过程中，他心里隐隐有个念头，觉得陈大柱不像本案的真凶。此刻再看一遍讯问记录，这个念头却越来越明显了。

其实在陈大柱认罪之前，陶潜对他是不是凶手曾经产生过疑问。

按说陈大柱既然认罪了，随着他的交代越来越多，陶潜心里的疑问应该越来越少才对。

但结果恰恰相反，陶潜的怀疑却越来越多了。此刻，他不仅没有把审讯记录归纳得更有条理，反而将脑海中的疑点理得更清晰了。

其一，对于做案过程。

提审中如果没有谭队的提问，陈大柱对案发经过基本讲不清楚，比如，他是尾随武野至案发地点还是事先在那里埋伏好的？做案的时候捅了武野几刀？武野当时有没有反抗？

还有，被捅后是不是马上死亡？作案后对现场有没有进行清理？如何离开现场的？等等，陈大柱都语焉不详，经过谭队提问才最后把案发经过补齐。

给人的感觉是陈大柱对案发经过和案发现场都不是很熟悉，难道他是选择性失忆了？为什么失忆的都是案子的关键环节？

其二，对于做案凶器。

从陈大柱住处搜出的刀，是警方掌握的最直接的铁证，也是给陈大柱定罪的最有力的证据，却透着很多不合理。

大多数凶手在杀人之后都会把凶器处理掉，陈大柱为什么要留着呢？而且刀上死者的血迹和自己的指纹都没做清洗，这不是一般的大意，而是没脑子。

当然，在自恋型的案犯中有喜欢将凶器留作纪念的，但陈大柱绝不是这种类型。

其三，很多关键环节没有问清楚。

比如，死者身上放了一张A打印纸，在陈大柱的供述中没有提及，陶潜当时问他打印纸哪来的，陈大柱愣了片刻，然后说是随手放的。

陶潜还想继续追问，正巧谭队问了另一个问题，便被打断了。

再比如，陈大柱行凶时穿的衣服。按陈大柱的行凶方式，他的衣服上应该会有死者的血迹才对。

将陈大柱抓捕归案之后，警方已经对陈大柱的所有个人用品都检验过，并没查出带有血迹的物品。

当然，当时穿过的衣物很有可能被扔掉了，但陶潜觉得，陈大柱连作案的刀都留着，衣服会舍得处理掉吗？

陶潜有个毛病，不把疑问弄清楚，心里总放不下。

他向谭队申请，说自己在整理审讯记录时，有些细节还需要向陈大柱核实清楚，因此需要再提审一下陈大柱。谭队虽然觉得无此必要，但还是批准了。

按规定，陶潜不能单独提审陈大柱，他在自己的组里找了个实习生跟着。

在审讯室，陈大柱被带进来坐定后，嘟着嘴问：“我不是都交待了吗？干嘛还审我？”

陶潜解释说：“今天不是提审，而是有些环节不够清楚，找你再核实一下。”

“最后都是个死，搞那么麻烦干什么！”陈大柱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

陶潜没理会对方的态度，而是问：“你杀武野的那把刀，你为什么没有处理掉呢？这不合常理啊。”

陈大柱皱着眉想了想说：“不舍得扔呗。”

“那把刀太普通不过了，顶多一、二十块钱，为了这点钱要冒着被定为死罪的风险，很难让人相信。”

“我没想那么多，信不信由你。”

“那把刀哪来的？”

“随手买的。”

“在哪买的？把店名或者位置告诉我。”

“只记得是在一个小摊上买的，具体在哪谁记这些啊。”

陶潜又问陈大柱行凶时穿的是哪件衣服，陈大柱随口说了一件。

陶潜又问了衣服的具体特征，然后根据陈大柱的描述在记忆中搜寻，记得在陈大柱的个人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