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陶潜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中国很少有类似的案例，何不把这两个求爱的姑娘当作一个心理学研究案例呢由于中国特殊的司法传统，很少有对残忍的凶杀案进行公开报道的，也不允许对这种杀人狂魔进行大肆渲染，即使有女人存在屈服于暴虐的心理，也少有机会爱上甚至嫁给残暴的罪犯。就像刚才说到的美国杀人恶魔，如果在中国早被枪毙了，怎么会有机会被美女追求呢！

这个案例对陶潜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他打算在把两封情书交给陈大柱之前，自己先留个底，等案子结束之后，好好研究一番，说不定还能写出一篇论文呢。

这时，谭队开口了：“把这两封信说给大家听听，本来是想让大家放松一下，没想到讨论得还挺热烈的。下面我们开始讨论正事，说说武野被杀的案子，希望大家也能拿出刚才的劲头。”

谭队特殊的热场方式真有效果，接下来大家的讨论不像以往开会那么死板。

有人提出陈大柱死不承认，干脆给他上点手段。大家都看着谭队，心里都明白，有的时候在审讯过程中上手段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审讯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让嫌疑人心理崩溃的过程，只有心理崩溃了，他才能真正放弃抵抗。上手段对于尽快让罪犯屈服是有作用的，比如不让罪犯睡觉，罪犯困到极点的时候更容易放弃抵抗。

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规定，也容易造成冤案，但有时候也会打个擦边球，偶尔用一用。

谭队想了想，摇摇头说：“这个案子非同小可，社会舆论如此关注，这种小动作容易出问题，到时候不好收场啊！”

陶潜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越琢磨越觉得陈大柱不像真凶。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撬开陈大柱的嘴，他犹豫着要不要将心里的狐疑说出来。

谭队看陶潜神情怪怪的，问道：“陶潜，你有什么想法？”

陶潜没想到谭队会直接点他名，他迟疑了一下，试探着说：“我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啊，有个想法很不成熟……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陈大柱身上，可不可以考虑其它可能？也许真凶另有其人呢……”

听到陶潜的大胆说法，大家普遍感到很惊异，纷纷去看谭队的脸色。

谭队微微皱了皱眉，立刻打断陶潜：“你不要受社会舆论左右，我们刑警的职责是查出真相，抓住真凶，不能因为网络上有那么多声援陈大柱的声音，我们就打退堂鼓……而且，将陈大柱定位嫌疑人，主要依据你发现的线索，你怎么忽然又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想法呢？”

谭队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严厉，口气缓和了一些，接着说：“我明白，你发现的线索对我们抓住陈大柱贡献很大，你担心抓错人，这一点我是能理解的。你不要有太多顾虑，你放心，即使我们抓错了，也是我当队长的责任！”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陶潜不好再说什么，低下头假装记着什么，以此躲避着大家投过来的目光。

谭队转过头，像是对陶潜也像是对大家说：“从目前的线索来看，陈大柱的嫌疑还是最大的。”

谭队的这一句话陶潜是认可的。回首案子的侦破过程，把陈大柱定为主攻方向是最现实的选择，其他的侦查方向线索了了。

其实，陶潜刚才提出那样的疑问，并不是担心侦查方向错了领导会怪罪他，这方面他没有压力，他只是无法放下心里的怀疑。

当然，谭队的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谭队是领导，而陶潜只是一个普通侦察员，责任由谭队担着呢。

陶潜马上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附和着说：“谭队说得对！我个人觉得，刚才有人提出走亲情路线是条可行的办法。据我了解的情况，在陈大柱的亲人中，跟他感情最亲的是他的爷爷，但现在已经去世了，母亲也跑了，只有父亲还在。我认为有必要去一趟陈大柱的老家，最好能说通他的父亲来一趟，劝劝陈大柱，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谭队说：“陶潜的补充很有道理。”

又讨论了一会儿，看大家没有可说的了，谭队结束了讨论，然后布置两个人去一趟陈大柱的老家，务必把陈大柱的父亲请来。老人家如果提什么条件，都先答应着。

陈大柱父子之间感情非常冷漠，警方的人很有可能说不动老人，因此陶潜心里对请陈大柱父亲来的结果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陈父来了，能起多大作用也难说。

但目前情况下，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陈大柱的老家很偏远，而且没通高铁，只能坐普通火车去，下了火车还得坐长途车。

现在火车票很难买，听说是刑侦大队出面找铁路的公安系统帮忙，才搞了两张第二天的卧铺票。

在陈大柱的父亲没接来之前，对陈大柱的审讯只能先放一放。

第二天，陶潜打算把那两封写给陈大柱的情书尽快交给他，便先将信复印留底，然后准备把信亲手交给陈大柱。

陶潜之所以想亲手把信当面交给陈大柱，是想看看陈大柱拿到信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在看守所，警察把陈大柱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