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局长讲完后，专案组组长刘副局长又强调了一遍案子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强调案子的侦破要靠一线侦察员，然后对专案组提了要求。具体说了些什么，陶潜没太往心里去，他不喜欢这种空洞的官话，大家都知道案子很重要，局长强调一遍就行了，干吗还要再强调一遍？还不如多谈谈案子呢。不过，刘副局长的一句话陶潜倒很认可，即破案得依靠一线干警。

刘副局长还要求，具体侦破工作由谭队来主抓，不必事事向他汇报，涉及到社会影响或者向外公布案情的事由政治处马处长负责。

接下来由谭队介绍案情，这是在座的刑警最用心听的。这个案子如果不是因为死者的身份特殊，和普通凶杀案没什么两样。死者是在一处高级公寓门前不远的拐角处被发现的。那一带大多是有钱人的别墅和高档公寓，离案发现场最近的楼是一栋公寓楼，住的大部分是外国人。公寓楼靠近湖边，位置比较偏僻，因此周围自然环境很好，路人和闲杂人等比较少，显得非常幽静。

死者是被一个清洁工在凌晨发现的。接到报案后，案发地派出所先对现场实施警戒，然后通知市局刑侦大队，到现场进行了初步勘察，并走访了现场周围附近几个单位和楼盘的门卫和保安。经附近公寓的门卫确认，死者是公寓的住户，是个日本人。

谭队让重案一组的干警，用投影放了十几张凶案现场的照片。由于日本人长相和中国人差不多，因此从死者的照片上看不出他是外国人。死者身上有张白纸，勘查人员拍了那张纸的特写，像是一张打印纸，能看出上面有字。

傅局长指着照片插话问：“这张纸有多大？把上面的字放大一下。”

“是一张A4打印纸。”谭队回答傅局长问话。

照片显示放大后，纸上的字看得很清楚，是用打印机打印的一句话：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

大家都在安静而忙碌地记录着，整个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只有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会场里才隐隐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傅局长用手敲了两下桌子，会场顿时又安静下来。

谭队接着介绍说：“由于时间太短，目前掌握的情况就这么多。我们还没有找到太有价值的线索，可以说真正的侦破还没展开。”

接下来，马处介绍了政治处匆忙收集到的资料，主要是社会对此案的一些反应。报纸上并没有报道过这个案子，大部分的反应是从网上看到的，以拍手称快的居多，看来民间对日本人有着很强烈的反感和愤怒情绪。他最后强调，警方的职责是查出真相，专案组的人员不要受外界和舆论影响，特别是在侦破过程中要注意保密，不得擅自向外透露案情。

陶潜看会开得差不多了，便放下手中的笔，喝了一口茶水。他在专案组只是个干活的小人物，他心里清楚，能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专案组主要是因为谭队对他的格外赏识。

他不会因为领导的重视而改变对案子的态度，在他眼里此案就是一个普通的凶杀案，与以往的侦办方式不会有太大区别。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整个案子却让他经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考验，有案情上的考验，有职场上的考验，有精神上的考验，甚至有灵魂上的考验。

就在陶潜天马行空般胡思乱想的时候，听到傅局长宣布散会。谭队要刑侦大队的人留下来，安排下一步工作。

等局里的领导和其它部门的人走后，刑侦大队的干警明显放松了许多。有领导在场，大家比平时要拘束好多。虽然谭队也是领导，但他没架子，平时能和众人打成一片，大家在他面前都挺放得开的。

宋军抱怨说：“我们本来正在现场勘查，非得把我们叫来开会！还得花这么多精力准备，把案子都耽误了！”

宋军是重案一组的组长，案发后是他们组出的警，勘查现场还没做完，就被抓来开会，所以一肚子牢骚。

“领导重视有什么不好？不过牢骚归牢骚，不能耽误干活啊！” 谭队说，“我们还得去现场，除了重案一组，专案组的其他人还没看过现场呢。”

宋军没反对。由于临时通知开会，他们一组对现场的勘查并不是太仔细和彻底，因此也需要去现场继续深入检查。做刑侦工作的人都知道，对于凶杀案，出现场是最重要的环节，很多案子的重要线索和证据都是在现场发现的。

从会场出来的时候，陶潜与案发现场属地派出所的张所长前后脚走在一起。他跟张所长以前有过工作上的接触，算认识但说不上有多熟。看张所长垂头丧气地走着，肯定是因为刚才会上挨傅局长的批评了。他们派出所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却没有做好现场保护和案情保密工作，被人在网上给爆了出来，给警方造成很大的压力和被动。

陶潜明白这不能全怪张所长，网上的消息不定怎么上去的呢。中国人喜欢看热闹，每个案发现场差不多都会围一堆人，看热闹的时候也不守规矩，瞎拍乱照的很常见。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手机又能拍照，很多人以拍照发朋友圈为乐，警方对他们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他们钻了空子。

陶潜上前拍了下张所长的肩膀以示安慰，然后说：“你们够牛的，这么快就查出死者身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