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喝上一点。

新年过完我虞子佩就走了。

一天，他接到了后母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父亲出事了，因为喝酒。

捐赠活动室的德国机构组织寨子里的老年人到披集的一个景点旅游，父亲本来是不被允许一起出发的。后来经过他的苦苦哀求，人家才勉强带上他。但后母就没能赶上。一来本身名额有限，争着抢着要去的老人太多；二老后母并不老，某种意义上讲后面还有机会，所以父亲和后母只能短暂分开了。结果晚上在景区旁边的饭店吃饭时，父亲多喝了两杯酒，起身上厕所的时候，身子不稳，被饭店的舞台绊了一跤，头磕在了一个花盆上，额角被磕开了一个大口子，流了不少血。父亲被送到医院后，额角缝了十几针，又做了CT，颅内没发现问题，当时后母还以为没事了，也没联系她们姐妹俩。谁想到二十几天后，也就是昨天，父亲的两腿突然又不能动了，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脑血管破裂，颅内已经积了不少血，然后积血压迫神经，使得两腿不能动了。现在情况非常不好，需要尽快动手术，而且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手术的危险性很大。

虞子佩接到后母的电话后，立刻坐上火车往回赶。

她到达父亲所住的医院已是傍晚，后母，还有从仰光赶来的姐姐虞子衿都坐在父亲的床头，父亲睁着两眼躺在病床上，头部垫得很高，后母对父亲说，女儿都回来了，你看看。父亲毫无反应，他两眼浑浊，直愣愣地看着前方。虞子佩把脸凑到父亲的眼前，他对她依然视而不见，父亲的样子让虞子佩大吃一惊。后母难过地说，他已经认不出你了，他现在谁也不认识了。姐姐向她介绍情况，其实父亲那一跤已经把脑血管摔破裂了，只是当时检查不出来，以后破裂的脑血管慢慢渗血，终于导致颅内积血压迫神经，现在病情日益恶化，不但两条腿不能动了，身体也半瘫痪了，意识也模糊了，病危通知书一到医院就发下来了。手术定在明天上午，具体的做法是在头上钻几个洞，把颅内的积血排出来。

当天晚上，因为医院规定只能留一个人陪护，几人商量后，后母和虞子衿回家去了，留下虞子佩一人陪夜。她在父亲的床边坐了整宿，父亲一会儿昏睡，一会儿睁着浑浊的两眼动来动去，问他话他从不回答，只能猜测他想要干什么，有时是要上厕所，有时什么也不干，动上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偶尔，昏睡中的父亲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不知说些什么。虞子佩凝视着父亲，觉得父亲好像突然间变得陌生了，让她一时很难适应。

早上，后母和虞子衿一起来了，虞子佩抽出时间到医院外边吃了点东西。护士拿来了病号穿的白衣白裤，她们俩和后母给父亲换上了，然后一辆推车来了，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她和后母还有姐姐虞子衿，坐在手术室外边走廊的长椅上等待，后母眼睛红红的，不停地对她们姐妹俩说，父亲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从没有享过福什么的，像是在给父亲的一生做总结，她们都明白后母的意思，也感激她能在最后的阶段陪伴父亲。此时后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手术台上的父亲确实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虞子衿安慰着母亲，虞子佩则起身到走廊拐角的水池去打水。

手术动了将近三个小时，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闭着眼睛，头上缠着绷带，几根塑料管子从绷带里伸出来，连接在头边的塑料袋子上。旁边的护士手上高举吊瓶，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对后母焦急的询问只回答了一句还好，就什么也不说了。父亲被推进了脑科病区的重症监护室，后母也想跟进去看看，结果被挡在了门外。几分钟后，那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出来了，对她们几个人说道，手术是成功的，但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差，所以目前什么都还很难说，要观察一段时间再看，现在她们可以回家了，但必须留下一个人在这里，以便有什么情况好随时通知。

医生走后，虞子衿又去找病区医生了解情况，一会儿她回来后对妹妹及后母说，父亲要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一些天，等病情稳定了才能出来，接着她们商议了一下，决定还是虞子佩留下来住在医院，后母和虞子衿回家。后母又一再嘱咐虞子佩，要她千万别乱跑，怕父亲有什么情况找不到人。

虞子佩住在父亲的病房里，睡父亲的那张病床，吃父亲的病号饭，仿佛她也成了一个病人，在医院里安顿了下来。虞子衿当天给她送来了洗漱用品和几本杂志。同病房里还有一个老头，他已经动过手术了，头上缠着绷带，整天像段木桩似的躺在床上不吭不哈也不动，他的老伴在一边陪护着他。那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腰板笔直，阔脸浓眉，神情凝重。

白天，虞子佩无事可干，看看杂志，在走廊溜达溜达，要不躺在床上养神。傍晚跟后母姐姐通个电话，告诉她们没什么情况，好让她们放心。病房晚上九点钟熄灯，她不习惯这么早睡觉，就到安全通道去转悠，从打开的窗子观赏夜景。虽然时间还早，可走廊上除了偶尔一个护士走过之外，不见一个人影，四处静悄悄的。

一会儿，一个上身穿着暗红色运动衫的，瘦瘦的小伙子推开走廊尽头的门，也到安全通道来抽烟。他留着胡子，头发很长，背靠在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