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勋，一个货真价实的武将功勋后代，第九代武进伯。

因先祖朱荣靖难有功，被明成祖朱棣封为武进伯。只是到如今，武进伯跟其他功勋后代般没落，很多功勋都是居于闲职或无职。

相对于宗藩，功勋子弟的日子似乎还要更难熬一些，特别文官受到了重点的“打压”。

朱元璋在夺得天下后，对功臣论国行赏，采用周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不过他并没有照搬全抄，而是去掉子、男爵位，仅保留下公、侯、伯三等爵位，而每个爵位又分为四等。

哪怕同样是大明国公，其等级已然存在着区别，而禄米亦是不尽相同。

洪武年间对功勋禄米规定：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一千五百石至一千石，伯一千石至七百石。

到了朱棣时期，则是对等级进行了更明确的划分：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

像南京的魏国公府，因中山王徐达追随太祖定天下，所以进封奉天开国推诚宣力武臣魏国公，禄五千石，是整个大明朝最高等级的国公。

至于武进伯朱承勋，因其先祖是靖难的功臣，已经是国辅运推诚伯，属于二等伯。

公侯伯入则可掌参五府总六军，出则可领将军印为大帅督，辖漕纲，但不得预九卿事。

像国公徐鹏举统领中军都督府，平江伯陈王谟出任两广总兵，这都是勋贵“一步登天”的好差事。只是他们跟着宗藩一般，在享受进行优待的同时，亦是受到一种程度的节制。

“不得预九卿事！”

这其实对武将功勋的影响不大，主要还是针对大明的文臣功勋。

太祖规定：文官不能封公侯，只能封伯爵，且前提必须立有军功，不得预九卿事。

纵观大明一朝，除了开国文臣李善长被封公爵外，其余八位文臣皆为伯爵，而最近被封爵的文臣则是新建伯王守仁。

后世很多人都疑惑嘉靖为何不重用王守仁？

其实这里有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并不是嘉靖不想重用王守仁，而是嘉靖已经不能再重用王守仁了。

在嘉靖上位之初，王守仁的靠山兵部尚书的王琼倒台，而他作为王琼党羽免不得受到打击。宸濠之乱之事被翻了出来，因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

这看似替王守仁讨要“公道”和“封赏”，但实质不安好心。

跟着武将苦苦追求爵位不同，文官对封爵之事并不热衷，哪怕严嵩可谓是只手遮天，但亦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弄个爵位。

爵位，对于有追求的文官而言，可谓是害自己害后代。

像靖远伯王骥三次征讨麓川，因功封靖远伯，与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官，只是他的后代袭爵，却是一官半职都捞不到。

最为重要的是，一旦接受了朝廷的功勋，则是不能在朝廷担任要职，甚至连九卿的事务都不能够参与。

像王守仁是弘治十二年二甲进士第七名出身，进入官场已经有二十二年，年仅五十岁，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毅然是兵部尚书王琼的接班人。

事情偏偏就在接下来的“新建伯”上，由于他得到了爵位，已然不可能再回京城接任兵部尚书或担任其他要职。因祖制“不得预九卿事”，令到他跟六部无缘，只能在地方出任督抚。

嘉靖六年，因两广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朝廷下诏让守仁以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

这便是王守仁仕途的最后一站，而他这位新建伯没有世券，亦没有岁禄。

要是落到武将的后代身上，怕是早已经吵翻天了，但王守仁的后代似乎乐于如此，不稀罕那每年七百石禄米，却是专心于科举。

总的而言，不论是武将还是文臣，爵位是一把双刃剑。

朱承勋不甘每年领着九百石禄米，过着混吃等死的勋贵生活。他自知无法捞得总兵的差事，亦不想在五军总督府混日子，便是花钱和走关系谋得了通州卫指挥使的职位。

很多念头不停地在脑海中闪过，最后定格在一点上：他要射杀这个蒙古的头目，他要借此获得军功，他要成为蒙古人闻虎色变的大明将领。

嗽！

他将弓拉到饱满的状态，箭锋指向那个正在奔跑的身影，扳指突然松开了弓弦，弓上的这一支利箭似乎带着一声龙吟窜了出去。

这……

林晧然带着众官员和武将赶到城头前察看战况，结果看到朱承勋拉弓劲射的一幕，看着这位武进伯所展示出来大将风范，致使在场不少人当即愣住了。

只是更多的人跟随着那一支带着破音之声的利箭，想知道这支力道十足的箭能不能射中那两位正在逃窜的蒙古骑兵头目，能不能把握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

嗒嗒嗒……

那匹红枣大马屁股上的血流不止，正是驼着二人向前面的官道疯奔，离这里显得越来越远。

“你们等着瞧，他日我哈木把都儿必将百倍奉还，必将让你们大明血流成河！”哈木把都儿从来没有如此狼狈，此时恨恨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