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京城，又到了春光明媚的好日子。

面对着万物复苏的田野风光，很多年轻的男女纷纷出城踏青。不论天下如何动荡，不论各地的实情如何，京城这里总是保持着盛世的气象。

只是京城的官场却总不得安宁，随着京察访单环节开始，各方势力开始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言官对敌方势力进行了攻击。

在上一次的丙辰京察中，兼任吏部尚书的阁臣李本主持了京察，可谓是将排除异己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一次京察所剔除的官员，除了一些疲软老疾外，全部都是不肯依附严党的官员。

最让人意外的是，历来在京察中“陪跑”的言官，亦是遭到了李本的疯狂清洗。两京科道言官一共被处置三十八人，全部人员进行了降调。

亦无怪乎，很多言官会如此痛恨严家父子。他们虽然官职低下，但是地位超然，却不想遭到了严党的一场大清洗。

虽然京察早已经沦为排除异己的工具，但如何明目张胆地采用，在大明朝堂还是比较罕见。

只是丙辰京察已经揭露了京察的本相，谁心里都明白这个京察的本质，故而亦是纷纷进行了重新站队，选择能够庇护他们的大佬。

现在徐阶当政，吏部尚书郭朴隐隐有昔日李默般。只是跟着以往不同，两位权臣并没有相互碾压，而是显得是友好共处。

由于两股最大的势力没有交战的愿意，那严党自然是要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是中低级官员历来都是墙头草一般，早已经向着这两大势力进行了靠拢，鲜有人还标谤着严党等着被清算。

故而，徐阶和郭朴两股势力的矛头自然是指向了那些两党之外的人员，而严党的顽固分子自然是首当其冲，而其他人员暂且不明。

京察跟外察相似，亦是先由吏部对两京的官员进行评级，而后由内臣取决具体官员的去留。

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下等评级的官员通常用：老疾者、贪酷者、罢软者、不谨者、浮躁者、才力不及者等表述，令到很多官员亦是很难自我申辨。

京察还没有正式开始，有一些官员便已经选择了投降，其中兵部左侍郎葛缙最引人关注。

兵部左侍郎葛缙选择了上疏请辞，虽然他跟郭朴有些交情，但他能够从一个三甲的进士爬到兵部左侍郎的位置上，自然不可能不走一下严党的门路。

葛缙是山东昌邑王葛山下人，以三甲进士及第，仕途的初期关不起眼。只是跟着胡宗宪般是有军事才能的官员，在出任宣太总督期间屡建奇功，还朝出任兵部左侍郎，加赐大红织金罗飞鱼衣一袭，升俸二级，奉特旨食正二品俸，进阶资政大夫。

如果严党一直在朝，他很可能将兵部尚书杨博取而代之。偏偏地，他错误到站到严党的队伍之中，却是难免要受到一些涉及。

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了胡宗宪的遭遇，亦或许知晓他根本无法通过这次京察，便是选择主动向朝廷主动递交辞呈，以换得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场。

被朝廷清退和主动请辞，后者无疑会让到这个官员更加的体面地还乡，这亦是京察来临之致很多官员上疏请呈的原因。

辞呈上交，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挽留，内阁很快便同意了兵部左侍郎葛缙的请辞。

党争便是如此，跟着个人的能力无关，跟着个人的德行亦没有关系，一旦站错了队伍，那便注定是要被踢出这个朝堂。

顺天府衙，签押房。

虽然林然在京城为官，更是北京城的管理者，但他这位顺天府尹却没有被划为京官的范畴。在这一次的京察之中，实质跟他并没有半点关系。

却不论朝堂如此的动荡不安，他这位顺天府尹一直坐镇于城北的顺天府衙，尽着顺天府尹的义务，兢兢业业地治理着这一座世界第一大城。

不论是雷州知府，还是广州知府，这都证明林然是一个有头脑且愿意为百姓做些实事的好官员。在出任顺天府尹后，林然仍是没有改变这一点。

从最初为百姓主持冤案和解决治安问题，到向朝廷申请取消加派银，再到举办能够促进京城工商业发展的大灯会，这些都让到京城面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北京城似乎是有意避开海面的威胁，亦或是并前往海边的需要，除了一条朝位于东南的天津延伸的官道，东边根本没有任何一条官道。

林然在了解到东边百姓困扰于交通之苦后，亦是开始将修路计划提上了日程，打算改善一下北京城东边的交通情况。

只是修路自然需要银两，虽然可以通过征收徭役的方式找到免费的修路工人，但材料和伙食都需要用于银子，这无疑是一个难题。

林然却是想象办法永远比困难多，便是在《顺天日报》刊登了修路计划，然后面对整个北京城的富户进行了募捐活动。

这并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举措，起码当年太祖便拉着沈万三一起修南京城，只是这种募捐第一次是给面子，第二次往往就没有搭理了。

林然是什么人，自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只是当他将资助的名单刊登在《顺天日报》上，当他将便该段路的命令权交给出资最高的那个人，一切便变得不同了。

在这个时代，什么最值钱？